武汉江岸区法院：对方隐瞒事实，应赔偿受害人经济和精神损害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员 汤莉莉  姜泰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是家庭和谐的“润滑剂”。一位父亲发现抚养多年的孩子竟不是自己亲生的，遂将前妻诉至法院，索要精神损害赔偿金及多年来的抚养费。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判决女方返还男方抚养费60万余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赵女士与黄先生于2017年登记结婚。婚后5个月赵女士生下女儿可可，但夫妻俩因家庭琐事不断争吵，矛盾不断加剧。2020年，两人感情彻底破裂，办理了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可可由赵女士抚养，黄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至女儿大学毕业。黄先生婚前购买的房屋出售后所得款项，在偿还完贷款后双方各占一半份额，赵女士获得的售房款必须全部用于女儿可可身上。    离婚后不久，黄先生以经济拮据为由，中断了抚养费的支付。2022年，赵女士将黄先生诉至法院。江岸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黄先生对可可是否与其有血缘关系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就黄先生与可可是否具有血缘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在排除外源干扰的前提下，排除黄先生是可可的生物学父亲。赵女士选择撤回起诉。    黄先生得到鉴定结论后认为，赵女士隐瞒可可与其无血缘关系这一事实，对其在经济和精神上均造成了伤害，遂以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女士返还其支付给可可的抚养费、售房款，并向赵女士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间因配偶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如受到侵害并造成了损失，受害人应享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赵女士违反夫妻间应尽的义务，判决赵女士返还黄先生已向其支付的抚养费，返还黄先生向其支付的售房款，并支付黄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官提醒■    家庭生活不是法外之地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因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及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构成家庭最基本的要素，配偶权是因夫妻这一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它规范和约束着夫妻的行为，全面反映了婚姻生活的内在本质要求。    家庭生活不是法外之地，如存在侵犯配偶权的情形并对对方造成损害，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家应该是温馨的港湾，应该是爱和欢乐的殿堂。在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应互相关爱、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共同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

 此类案件的处理需综合考量多方因素，如何类型化构建认定处理规则，系审判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4年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确立了视同工伤制度，以强有力的人文关怀适当扩大劳工保护范围，从法律拟制角度将一些严格按照工伤认定标准而言并不算真正工伤的情形，视作工伤。尤其该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于解决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探析非工作时间宴请客户饮酒后猝死工伤认定思路的基本遵循。

    （一）对“工作时间”的分析

    劳动法意义上的工作时间，除法律明确规定各种用工形式下的标准工作时间外，还应包含工作单位实际要求劳动者应当工作的时间。并且，该时间不仅限于实际工作时间，还包括在工作前后所做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所占据的时间以及法定非劳动消耗时间， 比如劳动者正常的上下班途中即属于此列。现代工作方式的转变，导致对于工作时间的理解不能完全固化。例如劳动者自愿加班、下班后在家中通过网络远程终端处理工作,甚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完全居家办公等过程中发生伤亡，以上情形很难通过固定的工作时间来进行衡量和解释。因此，工作时间事实上系一个动态的灵活权衡指标，需要结合行业惯例、单位业务性质、职工工作规范等现实客观因素综合考量。

    （二）对“工作岗位”的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采取的系“工作岗位”表述。从文义解释来看，工作场所是一个用人单位享受支配与管理权的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而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强调劳动者职权和相应责任相统一，要求劳动者完成一定工作量的相对固定工作和领导指派工作，范围上其小于工作场所，主要系从劳动者角度强调个体岗位职责、工作任务。一方面，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直接关联，但工作岗位并不能完全涵盖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比如诸多劳动者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大量分工模糊以及临时性指派工作。另一方面，在一些辅助性领域也不能完全依照标准的既定工作岗位进行分析，例如职工在单位食堂用餐等过程中的伤亡情形，司法实践支持为工伤的亦不在少数。总体上，现代社会多种因素的结合，致使工作岗位外延不断拓展，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属于工作岗位内容，存在诸多认定难点。

    （三）对“突发疾病死亡”的分析

    突发疾病强调在工作时间，于工作岗位上遭受突然的、迅发的、不能预料的病理，表现为体征状态外部或内部的突然异常，一些缓慢发作的疾病一般不在此列。“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设置，实际上是将病理所致损害的视同工伤适用范围作一定限制，此处着重审查的是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从发病，到送医、抢救、死亡等系列行为与结果的连续性，系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若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已经有初步的发病症状，但若因未能及时送医治疗，于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导致情势进一步严重或死亡的，一般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其间强调工作因素导致发病的因果关系，要求工作因素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与量值，系促发疾病的重要条件。因此，对“突发疾病死亡”的判断需要紧密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综合分析。

    （一）步骤一：以宴请是否为单位利益判断是否为工作内容

    如前所述，鉴于对于工作内容范围的判断存在不固定性，因此对于此类特殊宴请是否属于工作内容，仅凭对传统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的认定，已难以迎合形势所需。可以在糅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核心要义的基础上，以宴请内容是否为了单位利益为核心审查点。然而事实上，宴请客户吃饭、饮酒究竟系为了单位利益或个人利益，并不容易区分。主要在于类似推销员、业务员等人员即使系基于其个人因素宴请客户，其主要目的一般也是为了后期业务的维系与顺利开展。个体层面上，劳动者追求的虽然是个人利益，但以长远发展视角来看，此类个人利益客观上亦为单位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在两者实质上难以作严格区分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

    1.考量是否存在单位授权

    该项内容为关键判断因素，在于审查宴请前或宴请时有无单位的明示或默示授权，例如有无提前经过报请单位批准或是否出于明确的工作岗位职责等因素，以判断该项宴请是否体现了单位的意志。关于事后追认，一般情况下应予严格控制区分，主要系实践中存在大量本非工作内容的宴请造成伤亡后，用人单位出于避免承担部分赔偿等目的，以事后主动追认形式，试图将该部分本属于其他保险赔偿范畴的伤亡纳入工伤保险赔偿中。然而，我国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均有其背后多维度的因素考量与价值取向，其彼此之间不能越俎代庖。如允许该类情形大量存在，对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将系沉重负担，进而亦可能丧失其设立的初衷。因此，判断是否存在单位授权，应尽量从宴请前或宴请时的相关客观依据着手；对于单位人员的事后主观追认，一般不应将其作为唯一取舍因素，除非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可以作为考量依据。概言之，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在下班后宴请客户，如不存在单位授权，亦不存在因工作岗位直接需要等因素时，即能够直接阻断工作内容的认定。

    2.考量宴请时的客观状况

    具备单位授权或确出于劳动者工作岗位职责范围需要在下班后宴请客户，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或任意宴请，否则会造成劳动者借以单位宴请之名满足个人宴请之需。可以结合以下两方面情况分析：其一，宴请时的具体参宴人员，通常工作性质类的宴请人员，并不包含大量家属或朋友等其他非客户人员，但亦不应绝对化，笔者以为部分情况下个别直系亲属人员参加的，应不影响工作内容性质的认定。其二，宴请时的具体开展内容，如宴请全程均无与单位业务内容相关的商谈或缔约等情形的，在无其他客观状况下，基本也难以认定与工作内容性质相关。当然，上述因素并非绝对与唯一，需要在个案情况下综合判断。

    （二）步骤二：对于饮酒后是否达到醉酒状态应区分认定

    饮酒与工作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争议或冲突，应肯定的是饮酒可以系正常宴请的组成，此间的审查重点应系整项宴请是否为单位利益的工作内容。饮酒在其中，更多的是考虑与醉酒排除视同工伤认定之间的关系。从裁判逻辑上，应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先行认定，认定要件如步骤一所述，饮酒在其中并非重要因素。只有在满足步骤一前提下，才予考量饮酒的问题能否足以排除视同工伤认定，因此此时进入第二个判断步骤。

    该阶段的核心焦点在于判断饮酒是否达到醉酒状态。对于醉酒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醉驾是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驾驶状态，实践中其他领域对醉酒的状态鉴定基本也参照该标准执行。并且，在工伤行政类案件中，如何断定达到醉酒状态，应以有权机构作出的意见认定结论为准，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医学鉴定结论等方可用作认定依据，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时应予采信该种结论。

    1.虽饮酒但未达醉酒状态。未达到醉酒状态即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100毫升，该种前提下，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是劳动者可能因该宴请饮酒导致其自身如心脏病、冠心病等病理因素迸发，进而再由劳动者存在的该固有疾病产生最终伤亡的结果。将该项完整过程拉通来看，伤亡结果的确离不开劳动者饮酒的起因，不过即便存在该类固有疾病等介入因素，但鉴于劳动法视域下视同工伤制度旨在扩大工伤认定、增强人文关怀的设置初衷，应认定为饮酒与工伤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在未达到醉酒状态下时不能排除视同工伤的认定。

    2.饮酒达到醉酒状态。劳动者宴请并饮酒致使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及以上，即认定为醉酒状态。此时即使该宴请已经符合步骤一确立的工作内容范畴，但一般认为劳动者对大量饮酒可能造成自身不良后果应存在明显认知，在醉酒后发生伤亡结果的，即可用第十六条以醉酒情形排除视同工伤的认定。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享有的知情权及其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对知情权范围不得做任意扩展。原始凭证、记帐凭证组成的会计凭证不是会计帐帐簿，对原告要求查阅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原告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诉称，五原告均是被告南坂水电站创始股东，自2007年3月1日至今，水电站的一切经营事务被赵丽珍及其配偶杨子聪把持。对于水电站的经营事项、财务收支等情况，赵丽珍、杨子聪均不向其他股东公开或说明。五原告曾于2018年10月致函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夫妇，要求其提供水电站自200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章程（包括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五原告查阅、复制，要求其提供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等）供五原告查阅，但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夫妇收函后未依法在15日内答复。故五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1.判令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提供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章程（包括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五原告查阅、复制。2.判令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提供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等）供五原告查阅，五原告委托的注册会计师有权协助查阅。3.诉讼费由南坂水电站承担。

被告南坂水电站辩称，五原告对本案所作的诉求，明显缺乏法定的事实和理由，由于五原告平时对水电站疏于管理，故水电站的具体事务长期以来一直是赵丽珍及杨子聪二人代为操劳。答辩人于2018年10月27日收到庄水泉等人的函件后，也已经于2018年11月9日向庄水泉等人做了回函，并且已由黄雪冷于2018年11月12日12时17分进行签收。请求法院驳回庄水泉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赵丽珍述称，南坂水电站的组织机构完整、管理规范，有力阻止了股东不知情权的发生，确保股东知情。杨素娟、黄雪冷、庄水泉作为大股东，知悉水电站的经营情况，其余小股东不知情主要是由于出纳杨素娟及会计黄雪冷的工作不到位及部分小股东自己放弃知情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于1990年年底由杨子聪、邹江文、杨素娟、陈锦松发起成立，并于1993年12月9日正式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60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水力发电，登记股东及出资情况为陈志根等人出资80万元，厦门兴贸汽车配件公司出资80万元。2002年，邹江文出资18万元收购赵丽珍的部分股份，但其实际持股情况至今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2006年8月16日，南坂水电站发文任命杨子聪为总经理，黄雪冷为南坂水电站的财务总管，但无相应股东会决议记录。2007年10月23日，南坂水电站的法定代表人由林灿军变更为赵丽珍。2011年1月14日，南坂水电站制定《漳平市官田乡南坂水电站企业章程》，章程载明水电站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股份数等事项，其中出资情况及占股比例明确为：郑德根1.6753万元、占股比例0.1047；庄水泉17.5902万元、占股比例为1.0994；邹江文6.0321万元、占股比例0.3777；杨素娟19.8582万元、占股比例1.2411；黄雪冷27.921万元、占股比例为1.7451；陈锦松6.0321万元、占股比例0.3777；赵丽珍80.8911万元、占股比例5.0557，郑德根、陈锦松、庄水泉、黄雪冷、杨素娟、邹江文、赵丽珍在章程落款处签字按指模。2011年1月25日，南坂水电站就前述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南坂水电站的公章、证照、财务印鉴、密钥等均由赵丽珍保管、使用。南坂水电站2007年至2010年间的支出明细帐已移交给黄雪冷，自2011年1月起产生的原始会计凭证现存放于杨子聪处，未移交黄雪冷登记会计帐簿亦未委托第三方登记会计帐簿。除2011年为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有召开专门股东会议外，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起未依照公司章程专门召开过股东会，亦无任何股东会决议留存。自2007年3月起，南坂水电站未自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亦未委托第三方编制财务会计报告。2018年10月25日，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通过EMS向南坂水电站及赵丽珍夫妇寄送《关于查阅、复制漳平市官田乡南坂水电站章程、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帐簿等资料的函》，2018年10月27日，南坂水电站签收该快递。2018年11月9日，杨子聪通过EMS向黄雪冷寄送《复函》，明确无法提供报表和帐本。《复函》无南坂水电站公章，亦无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2018年11月12日，黄雪冷签收了该份快递。2018年11月29日，南坂水电站拟于2018年12月3日召开股东会，但因通知未到位，股东会未召开。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8）闽0881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一、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供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供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查阅、复制；二、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漳平市官田南坂水电站自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供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查阅，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可以委托注册会计师协助查阅；三、驳回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闽08民终6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帐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该规定明确了股东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定权利及公司的配合义务，同时明确股东在不用于不正当目的的前提下查阅会计帐簿的权利。本案中，因南坂水电站已将水电站章程作为证据提交，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亦已收到该证据副本，在其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版本的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其诉讼主张已经得到实现，再行判决其查阅、复制公司章程缺乏实践意义，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的请求，不予支持。在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已确认南坂水电站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并未专门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也即南坂水电站事实上并无股东会会议决议可供查阅、复制，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复制股东会会议决议的请求，因其缺乏可执行性，不予支持。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的请求，虽然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已确认自2007年3月起南坂水电站未再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但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是单位依法应履行的义务，由此并不能免去南坂水电站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供股东查阅、复制的责任，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自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等）的请求，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和第十五条第一款 “会计帐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对会计凭证和会计帐簿作了不同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查阅权限的是会计帐簿，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查阅会计帐簿的请求，虽然南坂水电站表示有移交2007年至2010年明细帐给黄雪冷，但由于移交的帐簿内容并不完整，故不影响黄雪冷再行提出查阅请求，又因南坂水电站未举证证明庄水泉、杨素娟、陈锦松、邹江文知晓会计帐簿情况，故庄水泉、杨素娟、陈锦松、邹江文亦依法有权查阅会计帐簿；由于南坂水电站并未对庄水泉、杨素娟、陈锦松、邹江文、黄雪冷查阅目的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陈锦松、邹江文、黄雪冷要求查阅2007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帐簿的请求，予以支持。鉴于会计帐簿具很强的专业性，没有专业知识的股东在查阅会计帐簿时一般较难独立为之，对庄水泉、杨素娟、陈锦松、邹江文、黄雪冷要求其委托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协助查阅的请求，予以支持。因公司法赋予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对象是公司本体而不涉及法定代表人本人，故对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要求赵丽珍履行提供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帐簿的义务，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等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司法实务中，因为公司对股东要求行使知情权的不配合，衍生了大量的股东知情权相关的诉讼纠纷。此类案件，很多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往往较为含糊甚至容易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如若法院完全按照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可能会造成案件执行困难甚至无法执行的窘境，因此法院在审理股东知情权纠纷时，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对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做扩大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公司股东享有的知情权及知情权范围作出了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南坂水电站于1990年年底由杨子聪、邹江文、杨素娟、陈锦松发起成立，并于1993年12月9日正式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60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庄水泉、杨素娟、黄雪冷、陈锦松、邹江文等人在股东名册内，是南坂水电站的合法股东，依法享有股东知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帐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从法律条文上看，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方式包括查阅和复制。范围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帐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