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刘常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1）湘07民终372号

案　　由：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03月29日

裁判要旨：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及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损失，侵权人应当赔偿。对于扩大的停运损失，应根据双方对造成停运损失扩大的过错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湘07民终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楚江镇新厂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杨峰林，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常瑞，男，197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澧县。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战武，湖南中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超新，男，1982年6月8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石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龙，石门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办事处光荣路社区青年路345号。

主要负责人：宋维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石安，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铮，湖南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廖金忠，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石门县。

上诉人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海汽贸公司）、刘常瑞因与被上诉人徐超新、廖金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常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6民初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琼海汽贸公司、刘常瑞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超新的全部赔偿请求。事实与理由：1.挖掘机停运损失19008元应该由人保常德分公司承担；2.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挖掘机扩大停运损失31104元错误。

徐超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保常德分公司辩称：我公司履行了法定义务，扩大损失与我公司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廖金忠未予答辩。

徐超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琼海汽贸公司、刘常瑞、廖金忠、人保常德分公司连带赔偿徐超新施救费3200元、维修费3183元、停运损失81216元、鉴定费9998元、误工费2403元，合计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日，刘常瑞与琼海汽贸公司签订《汽车挂靠协议》，约定刘常瑞将自己所有的车牌号为湘Ｊ6××**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琼海汽贸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2018年10月26日16时45分，廖金忠（系刘常瑞雇请）驾驶该重型自卸货车装载砂石，在石门县××镇××村路段一料场卸货时，货车向右侧翻，倒向由案外人张云闪操作的徐超新所有的挖掘机驾驶室，造成张云闪受伤、挖掘机及湘Ｊ6××**号重型自卸货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石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廖金忠负事故全部责任，张云闪无责任，徐超新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徐超新的挖掘机即被送至湖南中旺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维修，2018年11月6日维修完毕，因徐超新、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未及时支付维修费直到2018年12月12日挖掘机才被取回。该挖掘机从事故发生至提车复工共停运47日，其中合理维修期间为11日。为确定该挖掘机停运损失，徐超新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并共同选定常德市金斯格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9年7月3日，该公司作出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徐超新挖掘机共停运47日，停运总损失为81216元。

徐超新挖掘机因交通事故花费施救费12000元、维修费144353.2元、鉴定费9998元。湘Ｊ6××**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常德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被保险人是琼海汽贸公司，保险期间自2018年8月2日0时起至2019年8月1日24时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且不计免赔。2018年12月11日，琼海汽贸公司向人保常德分公司就案涉挖掘机提出索赔申请，双方就出险的三者车损及施救费的赔付进行了协商，由人保常德分公司赔付142571.7元，琼海汽贸公司并于当日向该保险公司出具了《案件赔付结案书》。之后，人保常德分公司支付了施救费8800元、维修费141170.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以及责任认定均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本案廖金忠系刘常瑞雇请的驾驶员，其在为刘常瑞提供驾驶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侵权责任，依法应当由刘常瑞承担。刘常瑞所有的案涉货车挂靠于琼海汽贸公司进行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刘常瑞及琼海汽贸公司应当对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案涉货车在人保常德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且不计免赔，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效力期间，故人保常德分公司应当依法依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徐超新的合理损失给予相应赔偿。本案中，琼海汽贸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在徐超新的财产损失未得到完全赔偿前，向人保常德分公司出具《案件赔付结案书》，损害了第三者徐超新依法享有的索赔权利，应属无效，所以对人保常德分公司所辩称的其已与琼海汽贸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完毕，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徐超新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法院认为，徐超新所主张的损失有6项，包括施救费3200元，维修费3183元，合理停运损失46656元，扩大停运损失34560元，鉴定费9998元，误工费2403元。对其主张的施救费3200元，有收款人卢大桥出具的收据为证，该收据载明的施救费总额为15000元，其中3000元不属施救费的范围，应予剔除，剔除后的施救费为12000元，由于人保常德分公司已赔偿了8800元，故徐超新未得到赔偿的施救费还有3200元，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维修费3183元，有湘潭中旺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该公司出具的发票为证，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合理停运损失46656元，因徐超新与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一致确认案涉挖掘机的合理停运时间为11天，所以徐超新挖掘机的合理停运损失应为19008元（81216元÷47天×11天），对其主张的合理停运损失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因案涉挖掘机的合理停运损失为19008元，所以其扩大的停运损失应为62208元（81216元一19008元）；对其主张的鉴定费9998元，有鉴定机构出具的发票为证，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误工费2403元，因无相关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法院认为，徐超新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施救费3200元、维修费3183元，合计6383元，系直接财产损失，肇事车辆湘Ｊ6××**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常德分公司投有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该两项损失应由人保常德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直接向徐超新予以赔偿。徐超新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挖掘机合理停运损失19008元及扩大停运损失62208元，根据现有的保险责任仅限于财产直接损失范畴的规定，停运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人保常德分公司不应当赔付，且人保常德分公司与琼海汽贸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亦约定停运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付，故对人保常德分公司主张对停运损失不予赔偿的抗辩，法院予以支持。徐超新的合理停运损失1900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即“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及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应当由侵权人刘常瑞承担赔偿责任。对徐超新主张的扩大停运损失62208元，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案涉挖掘机在修理厂维修并于2018年11月6日维修完毕，但因徐超新、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一直未及时向修理厂支付修理费而无法将挖掘机提出，以致案涉挖掘机于2018年12月12日才从修理厂取出。徐超新作为案涉挖掘机的车主，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作为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侵权一方均具有及时支付修理费后取出案涉挖掘机以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但双方均未及时向修理厂交纳维修费，以致产生扩大停运损失，双方对此均具有一定过错，故法院综合认定由徐超新与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对62208元的扩大损失分别承担50％的责任。徐超新所主张的鉴定费9998元，该费用系案涉挖掘机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徐超新的财产损失，应由侵权人刘常瑞予以赔偿。在本案中，因刘常瑞与琼海汽贸公司系挂靠关系，且该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刘常瑞应当向徐超新赔偿的合理停运损失19008元、扩大停运损失31104元（62208元×50％）、鉴定费9998元，合计60110元，琼海汽贸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赔偿原告徐超新施救费3200元、维修费3183元，合计6383元，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刘常瑞赔偿徐超新挖掘机合理停运损失19008元、扩大停运损失31104元、鉴定费9998元，合计6011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徐超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徐超新负担917元，由刘常瑞、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38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琼海汽贸公司、刘常瑞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人保常德分公司与琼海汽贸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亦约定停运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付，刘常瑞、琼海汽贸公司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和徐超新就扩大损失分别承担50%的责任符合公平责任原则。

综上所述，琼海汽贸公司、刘常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元，由上诉人刘常瑞、石门县琼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涂江波

审判员　谭洪妮

审判员　周立军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小莲

书记员　修　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李伟聪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19）鲁01民终12238号

案　　由：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　2020年01月14日

裁判要旨：机动车辆爆胎致损害事故，双方均不负事故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双方均不负民事赔偿责任。事故责任与民事责任属不同法律概念，二者分析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均不同，不负事故责任，并不必然得出不负民事赔偿责任的结论。是否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形确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受害者一方损害事实客观存在，事故与车辆爆胎具有因果关系，综合考量事故成因、当事人参与交通活动行为与事故发生间的因果关系、关联程度、本案各方是否履行了应尽法定义务及本案实际情况等因素，车辆爆胎一方具有可归责的事由和原因，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本案属交通事故范畴，保险公司优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鲁01民终12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聪，女，198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术静，章丘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斋，男，1997年1月18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典成，章丘翔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李军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宪鹏，山东清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伟聪与上诉人杨明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山东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伟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部分认定事实不清。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杨明斋的轮胎突然爆胎引起的，李伟聪在事故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虽然交警事故认定书上认定李伟聪和杨明斋均无责，但拿认定书时，李伟聪要求复核，交警明确告知，此种情况赔偿时应由杨明斋承担全部责任，因此李伟聪才没对认定书申请复核。

杨明斋辩称，李伟聪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伟聪并未对该事故认定书要求复核。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及责任清楚，应予采信。

平安山东公司辩称，发生事故后，经交警部门认定，杨明斋并不承担事故责任，平安山东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无责赔付，一审法院判令平安山东公司交强险全额赔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李伟聪的上诉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伟聪的上诉请求。

杨明斋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明斋不承担责任或承担不超过10%的事故责任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伟聪、平安山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交警部门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明斋不承担事故责任，李伟聪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双方对事故认定书均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一审法院也采信了该事故认定书。但李伟聪驾驶的车辆并不符合相关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应认定为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之规定，杨明斋在本次事故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即使李伟聪驾驶的车辆符合相关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认定为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杨明斋承担的赔偿责任亦不应超过10%。

李伟聪辩称，交警在认定书中虽然认定双方都不负事故责任，但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杨明斋的车辆爆胎造成的，交警明确告知李伟聪本人这种情况下，杨明斋及其保险公司应对李伟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李伟聪才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复核，如果车辆不爆胎不会引起事故发生，更不会造成李伟聪受伤。因此，李伟聪认为杨明斋及平安山东公司应对李伟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平安山东公司辩称，发生事故后，经交警部门认定，杨明斋并不承担事故责任，平安山东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无责赔付，一审法院判令平安山东公司交强险全额赔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杨明斋的上诉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明斋的上诉请求。

平安山东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伟聪、杨明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审法院认为，杨明斋与李伟聪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伟聪受伤，事实清楚，虽然章丘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作出双方均不承担责任的认定，但李伟聪之伤系因杨明斋车辆在运行使用过程中所致，因杨明斋驾驶的车辆在平安山东公司投保交强险，故平安山东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平安山东公司认为在一审中通过提交的章丘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可以认定杨明斋不承担事故责任，故此杨明斋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平安山东公司作为杨明斋驾驶的肇事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仅仅应在交强险各项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赔付责任。

李伟聪辩称，交警部门在认定书中虽然认定双方都不负事故责任，但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杨明斋的车辆爆胎造成的，交警明确告知李伟聪本人这种情况下，杨明斋及其保险公司应对李伟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李伟聪才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复核，如果车辆不爆胎不会引起事故发生，更不会造成李伟聪受伤。因此，李伟聪认为杨明斋及其保险公司应对李伟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杨明斋辩称，一审法院关于交强险的认定是正确的。

李伟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赔偿李伟聪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09929.85元；2、诉讼费由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负担。诉讼过程中李伟聪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赔偿李伟聪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3833.62元；2、诉讼费由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5月11日13时45分许，杨明斋驾驶鲁XXXX**小型客车沿福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章丘区福康路176号灯杆处时，因车辆左前轮胎爆破，致使车辆失控，与前方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李伟聪发生事故，造成李伟聪受伤，两车损坏。该事故经章丘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杨明斋不承担事故责任，李伟聪不承担事故责任。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李伟聪受伤后被送往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脑震荡、上唇贯通伤、牙外伤等，自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6月7日住院治疗27天，花费医疗费28461.95元，其中杨明斋垫付18461.95元，平安山东公司垫付10000元。李伟聪提交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住院病历1份，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无异议。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1月14日，李伟聪在章丘区口腔医院对其牙齿损伤进行治疗，花费医疗费67903.77元，李伟聪提交门诊病历6份、医疗费发票19张。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对其中尾号为6984、8664的两份单据提出异议，认为没有病历佐证。经审查，李伟聪该两份发票记载项目为诊查费，亦即挂号费，属李伟聪正常支出，应予认定。对李伟聪在章丘区口腔医院支出医疗费67903.77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经李伟聪自行委托，2018年10月15日济南章丘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李伟聪车祸伤致面部多发皮肤挫裂伤遗留面部瘢痕形成评定为拾级伤残。该伤误工期为伤后150日，护理期为伤后60日，需壹人护理，营养期为伤后60日。二次手术取内固定物费用需壹万元人民币，误工期为30日，护理期为15日，需壹人护理。后需治疗牙齿损伤费用以实际发生的为准。李伟聪支出鉴定费1300元。李伟聪提交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费发票1份予以证实。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提出异议，认为系李伟聪单方委托，保留重新鉴定的权力。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未申请重新鉴定，也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李伟聪鉴定结论，对李伟聪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的效力及李伟聪支出鉴定费13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4、李伟聪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残疾赔偿金73578元（36789元/年×20年×10%），并提交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滕朋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证实其常年在外打工，并以此主张误工费（含二次手术误工）18142.2元（100.79元/天×180天）。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认为村委会并非证实工作情况的主体，李伟聪损失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经审查，村委会作为一级组织，对其辖区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应有掌握，且结合李伟聪年龄，一审法院认为李伟聪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张残疾赔偿金以及误工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李伟聪主张伤后由其丈夫赵本师护理，主张护理费（含二次手术护理）7559.25元（100.79元/天×75天），并提交护理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李伟聪护理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经审查，李伟聪主张的护理费计算标准并无不当，对李伟聪主张的护理费7559.2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6、李伟聪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100元/天×27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60天）。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7、李伟聪主张其女赵雪艳被扶养人生活费11521元（23042元/年×10年×10%÷2人），其子赵渠坤被扶养人生活费16129.4元（23042元/年×14年×10%÷2人），并提交其子女出生医学证明各1份。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认为李伟聪伤残系面部瘢痕，不会导致其劳动能力下降，李伟聪主张无依据，不应支持。经审查，本次事故造成李伟聪十级伤残，必然对其扶养能力造成减损。一审法院已确认李伟聪的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照相同标准计算。对李伟聪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应并入残疾赔偿金项下。8、李伟聪主张交通费1000元，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认为过高。经审查，根据李伟聪的住址及就医检查情况，李伟聪主张1000元交通费过高，一审法院酌定其交通费为600元。9、李伟聪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李伟聪主张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李伟聪伤及面部，且因面部瘢痕构成伤残，兼之李伟聪系女性，对其心理会产生一定影响，对其精神打击显而易见，李伟聪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事故车辆鲁AL86**小型轿车原车牌号鲁A166**，系杨明斋于2018年5月8日自马承奎处购买后变更车牌号而来，该车在平安山东公司投保交强险。事发后杨明斋为李伟聪垫付医疗费18461.95元，平安山东公司垫付医疗费10000元。上述事实，由李伟聪、杨明斋陈述及杨明斋提交医疗费发票1份、车辆转移登记摘要信息1份、机动车行驶证1份、交强险保单1份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杨明斋与李伟聪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伟聪受伤，事实清楚。虽然章丘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作出双方均不承担责任的认定，即本次事故属于意外事件，但李伟聪之伤系因杨明斋车辆在运行使用过程中所致，因杨明斋驾驶的车辆在平安山东公司投保交强险，其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按照公平原则，由事故双方即李伟聪与杨明斋各承担50%责任。关于杨明斋垫付的18461.95元以及平安山东公司垫付的10000元问题，李伟聪虽然在本案中没有主张在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但垫付属实，因此平安山东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项下不再赔付，杨明斋垫付款中应由李伟聪承担的50%，即9230.97元应折抵赔偿款。现李伟聪要求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赔偿相应损失，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按一审法院确定的项目和数额及比例进行赔偿。经审理，一审法院确认李伟聪的损失如下：医疗费77903.77元（67903.77元+1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营养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101228.4元（73578元+27650.4元）、误工费18142.2元、护理费7559.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交通费600元、鉴定费1300元，以上共计213433.62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内赔偿李伟聪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0000元；二、杨明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伟聪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共计51716.81元［（213433.62元-110000元）×50%］。上述第二项，在扣除李伟聪应返还杨明斋的9230.97元医药费后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48元，减半收取计2224元，由李伟聪负担638元，杨明斋负担1586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属于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虽认定李伟聪、杨明斋对涉案交通事故不承担责任，但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责任。李伟聪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客观存在，受害人李伟聪的损害后果与杨明斋驾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合考虑事故成因、当事人参与交通活动行为与事故发生间的因果关系、关联程度、本案各方是否履行了应尽法定义务及本案实际情况等因素，一审法院确定由李伟聪、杨明斋各承担50%责任，合理适当。

李伟聪之伤系因杨明斋车辆在运行使用过程中所致，且承前所述，杨明斋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杨明斋驾驶的车辆在平安山东公司投保交强险，一审法院判令平安山东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伟聪、杨明斋、平安山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44元，由上诉人李伟聪负担4448元，杨明斋负担4448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担44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武绍山

审判员　王立强

审判员　孙　磊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修阳

书记员　牛春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最高法民终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5号。

法定代表人：应培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松，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克尔，广西法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程立鹏，男，199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雪，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东路2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均智，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张均智，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原审第三人：北海智海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西南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符开铸，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立鹏及原审第三人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弘公司）、张均智、北海智海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海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天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海天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程立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程立鹏的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三个条件，是对该条文的错误理解。（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经过登记备案，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足以证明程立鹏与智弘公司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路××号××期商品房××幢××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案涉房屋被查封时程立鹏支付的购房款未达总房价的百分之五十。程立鹏提供刷卡小票，拟证明其付款情况，但是未提供原件核对，未能证实刷卡人为程立鹏，一审判决认定该支付行为有效，是对证据规则举证责任适用的错误。即便为程立鹏本人支付，其中500000元是案涉房屋被查封后的2019年4月16日支付的，案涉房屋被查封时程立鹏支付的购房款未达总房款719632元的百分之五十。此外，程立鹏仍有20000元未提供任何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证实已支付，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不能证实该笔款项已实际支付。（三）关于案涉房屋是否用于长期居住及是否唯一住房问题。程立鹏户籍地为外省，其未能举证证明其长期在北海市居住生活的事实，且程立鹏仅提供其个人2020年6月23日的不动产信息查询证明，无法证明其在该时间前在北海市是否存在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事实，不具备本案要求的证明力。综上，程立鹏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全部构成要件，不足以排除海天公司申请的强制执行。

程立鹏辩称，程立鹏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海天公司的上诉请求。

海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续查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路××号××期商品房××幢××单元××号房屋，并由程立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海天公司诉智弘公司、张均智、智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海天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桂民初9号民事裁定：一、查封智弘公司名下位于北海市广东路以东、杭州路以南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北国用（2012）第Ｃ××9号、北国用（2009）第Ｂ××1号】及地上在建工程；二、冻结智弘公司银行存款共计39000000元。2019年1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桂执保1号协助执行通知，请求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查封智弘公司名下案涉土地和在建工程，在建工程为广东路229号智弘银城绿洲4、5、6、7、8、9、10、11、12幢。其中，……4幢房号为……2003……。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1月23日至2022年1月22日止。同日，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回执上回复一审法院：关于智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协助事项的执行情况如下：一、经不动产数据库查询，登记在北海智弘公司名下证号为北国用（2012）第Ｃ××9号、北国用（2009）第Ｂ××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建有“智弘银城绿洲”在售项目，并已有部分售出，该两土地使用权应属开发商智弘公司和全体业主共有，本次无法协助办理对该两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登记。二、智弘银城绿洲4幢ｌ单元2201号、6单元2503号；6幢1单元0203、1202、1601、2503号；9幢2302号；11幢1802号；12幢1502号房屋均已办理合同登记备案至他人名下，本次无法协助执行办理预查封登记。三、其余房屋本次已按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办理预查封。其中7幢2801、2802、2901号；8幢1802、1902、2002号；9幢2001、2201号；10幢1401、1801、1802、1901、1902、2001、2002、2201、2202号本次均为轮候预查封……。案涉房屋在上述查封范围之内。

2019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桂民初9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智弘公司向海天公司支付工程款216313067.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2018年2月15日起，以216313067.5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时止）；二、智弘公司向海天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利息105409923.2元；三、智弘公司向海天公司支付逾期返回履约保证金的利息4196933.33元；四、智海公司、张均智对智弘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海天公司在智弘公司应付的工程款216313067.5元范围内，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901715元（海天公司已预交），由智弘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海天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1月16日，程立鹏与智弘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程立鹏购买智弘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建筑面积87.76㎡，8200元/㎡），房屋总价款为719632元，程立鹏付清了全部购房款。2018年11月20日，程立鹏缴纳案涉房屋税费6853.63元。2019年4月16日程立鹏接收案涉房屋。2020年6月23日，北海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记载程立鹏在该不动产中心无不动产（房屋）登记信息。案涉房屋于2019年1月23日被一审法院预查封。程立鹏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桂执异95号执行裁定，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海天公司不服，遂提起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焦点为：程立鹏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判断如何适用法律

一审法院（2019）桂民初9号民事判决确认海天公司对案涉房屋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程立鹏不能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来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执行。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执行异议时，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应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以及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条规定基于对消费者生存权的维护，赋予消费者买受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即便申请执行人对该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权利，法律也应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本案中，程立鹏要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则应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来判断程立鹏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二）程立鹏是否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三个条件

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日期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桂民初9号民事裁定及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桂执保1号协助执行通知之前。《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案涉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本案中，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证实，程立鹏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3.已交付的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案涉房屋总价款719632元，程立鹏已经全部付清，程立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有程立鹏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广西农村信用社签购单等证据证实，第三人智弘公司亦认可程立鹏已支付全部购房款，故海天公司主张程立鹏未实际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因此，程立鹏的主张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且优于海天公司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海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并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海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996元，由海天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海天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中“被告付清了全部购房款”有异议，认为遗漏了程立鹏于查封前后分期付款的事实，且程立鹏尚有2万元购房款未支付；海天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无异议。程立鹏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海天公司有异议的部分，程立鹏表示2万元购房款系现金支付，没有银行流水等凭证。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海天公司有异议的部分，结合在案证据，本院查明如下：2018年11月8日，程立鹏向智弘公司支付购房款199632元；2019年4月16日，程立鹏向智弘公司支付购房款500000元。对于海天公司主张程立鹏尚有2万元未支付的问题，本院将在后文中予以评述。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程立鹏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执行异议之诉源于案外人执行异议，系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被执行法院裁定驳回或支持，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不服该裁定而启动的权利救济诉讼程序。执行异议属于执行程序，执行异议之诉属于审判程序，二者功能定位并不相同，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也不尽一致。《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系执行程序中规范“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但基于执行异议之诉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

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与购房人发生权利冲突时，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应优先给予保护是一般原则，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等司法解释规定，消费者在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对所购商品房享有的权益可以对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保护消费者的生存权。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裁定查封案涉房屋之前，程立鹏与智弘公司已于2018年11月16日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北海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显示，截止2020年6月23日，程立鹏在北海市除案涉房屋外，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2018年11月8日、2019年4月16日，程立鹏分别向智弘公司支付购房款199632元、500000元，超过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719632元的百分之五十。由此，《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作为对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保护的规定，一审判决在本案中予以参照适用，认定程立鹏属于商品房消费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而驳回海天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海天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但并未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的前述事实认定，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海天公司主张程立鹏尚有2万元购房款未支付的问题，即便属实，对于本案的裁判结果亦无实质影响，本院对此不再审查。

综上所述，海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96元，由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清林

审 判 员　于　明

审 判 员　孙祥壮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乔希木

书 记 员　张　蔚

韩树英、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18）鲁民申4040号

案  由：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18年11月13日

裁判要旨：发病是指出现本合同所界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使一般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症，即其并不要求完全确诊，只要出现合同约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使一般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症状，均应认定为发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鲁民申40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树英，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莒南县，现住山东省威海市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乾，北京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青岛北路19号招银大厦10楼。

负责人：赵洪顺，经理。

再审申请人韩树英因与被申请人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韩树英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7月23日患了癌症”缺乏证据。“太平福佑金生重大疾病保险”和“太平全无忧终生防癌疾病保险”是独立、完整、并列的合同，保险公司只赔前者而不赔后者错误。应当结合《太平全无忧终身防癌疾病保险》第三十三条恶性肿瘤定义解释认定“生病”，这也是合同的约定。二审判决忽略了合同的基本条款。2.二审法院认为“太平幸福无忧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与“太平全无忧终生防癌疾病保险”二者系不同险种并无关联错误，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系列案例所投的险种与本案并非同一险种与本案无关联错误。依据《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二者都属于重大疾病保险，都属于将癌症一项疾病保险出售的保险产品，是同一险种，也出自同一家保险公司，官网宣传和“太平全无忧终生防癌疾病保险”第六条的“等待期”180天规定一致，过了等待期确诊初次患合同约定的病应当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特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韩树英罹患甲状腺癌是否处于保险合同生效后180日的等待期内，而对本案焦点问题的认定涉及到对合同约定的发病内涵的理解。根据涉案保险合同之约定，发病是指出现本合同所界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使一般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症，即其并不要求完全确诊，只要出现合同约定疾病的前兆或异常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足以使一般人士引起注意并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症状，均应认定为发病。本案中，韩树英于2015年7月24日体检时，超声已诊断出“甲状腺左侧叶结节合并点状钙化，建议密切观察”，故其又于2015年11月10日到医院进行甲状腺复查，直至2016年6月完全确诊为甲状腺癌，应认定韩树英于2015年7月24日检查时已经出现了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关于发病之界定。故原审法院认定韩树英发病时间系在180天等待期内，并以此判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并无不当。另外，由于具体险种及合同约定不同，二审法院以韩树英上诉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为由，未予采信，亦无不当。

综上，韩树英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韩树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姚 锋

审判员 宫恩全

审判员 董 兵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坤

王化琼、张龙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审理法院：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　　由：　刑事

裁判日期：　2019年06月17日

裁判要旨：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话号码的功能不限于沟通联系，还具备移动支付、显示实时位置等功能。而且移动电话号码实名制的推行能够实现通过联系方式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故“姓名+移动电话号码”的组合信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办公系统内储存着全部市场主体的注册登记信息，其中既包括法人名称、住所地、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范围等具有市场主体属性的信息，也包含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移动电话号码等具有公民个人信息属性的信息，行为人未经授权，入侵工商行政管理办公系统扒取大量市场主体信息，其获取信息的行为手段不具有合法性。行为人非法获取留存带有明显公民个人信息属性的“姓名+移动电话号码+其他内容”组合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化琼、张龙、孙九桓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王化琼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从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分析，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信息依法应当公开，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当明确该号码的用途，企业信息中的部分公民信息系用于企业经营，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属于刑法保护的例外。综上，被告人王化琼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被告人王化琼利用曾供职于沈阳市工商管理部门，能够通过二级密码登陆进入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一体化办公系统的职务便利，使用案件相关人李明为其制作的抓取软件，从该系统中批量获取企业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包括企业注册号、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成立时间、注册电话、法人电话、经营范围）共计219124条，扣除重复信息及无电话信息后约为206701条。王化琼将其中十万余条信息经过处理后（删除注册号、法人电话两项）通过QQ、微信等网络形式贩卖给被告人张龙，共获利人民币16300元。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3日间，被告人张龙将从被告人王化琼处购得的工商登记信息除用作个人房地产销售联系使用后，又将其中的131732条通过QQ网络平台贩卖给被告人孙九桓，被告人张龙从中获利人民币12270元。被告人孙九桓将从被告人张龙处购买的上述信息除用作自己POSS机销售联系使用后，于2018年2月23日、2018年5月2日两次将上述信息中的两万余条卖予于红，获利人民币600元。2018年5月4日，被告人王化琼、张龙、孙九桓被公安民警依法抓获。

裁判结果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辽0191刑初4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化琼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张龙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孙九桓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提起抗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本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被告人现获取的是移动电话号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话号码的功能不限于沟通联系，还具备移动支付、显示实时位置等功能，而且移动电话号码实名制的推行能够实现通过联系方式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故移动电话号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市场监管部门依法通过公示系统公示市场主体登记备案等基础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但所有公示的信息均不包含自然人的身份信息、联系电话等，也不包括市场主体的联系电话，王化琼非法获取的信息中虽然大部分属于企业信息，依法应当公开，但注册电话（移动电话号码）并不在依法公开信息之列，且根据其同时窃取的法定代表人姓名与注册电话（移动电话号码）能够相匹配，具备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效能，因此王化琼非法获取的信息系公民个人信息，理应受到刑法的保护。被告人王化琼采未经许可入侵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一体化办公系统并非法批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又将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其行为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王化琼非法获取个人信息219124条，辩护人随即抽取涉案信息进行筛选比对后，向法庭提交的实验记录能够证实王化琼获取的个人信息存在重复情况。鉴于本案涉案个人信息数量过于庞大，对每条信息进行逐一甄别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辩护人选取的数据系随机选取，并非有意查找具有重复信息的数据，该样本具有代表意义，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可以按照辩护人所做实验记录的4.5%的重复率在总数中予以扣除，扣除后的信息数量约为209000条。同时再根据辩护人提供的实验记录，被告人获取的信息中既无“法人电话”也无“注册电话”的占1.1%，此部分信息无法与公民身份相对应，不能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扣除。故扣除此部分后，被告人非法窃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约为206701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第二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条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十二条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杨 松 吴东宇 张红艳

张某某与刘某某撤销婚姻纠纷二审判决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1）鲁01民终7257号

案　　由：　撤销婚姻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08月16日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鲁01民终7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女，198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伟，山东律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庆，山东律雨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男，198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英（系被上诉人之姨），女，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张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某撤销婚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4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0104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识错误。1、被上诉人的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且其具有在婚前隐瞒病史的行为。被上诉人自2018年3月11日第一次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即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状的躁狂发作，且在双方结婚前的最后一次住院治疗中，亦被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作此诊断。2020年12月份，被上诉人被送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上诉人才发现其患有重大疾病。在被上诉人初次诊疗至婚前最后一次住院治疗期间，被上诉人多次病情反复发作并住院治疗，由此，被上诉人连续多次因同一疾病接受治疗，并无痊愈的情形，在双方结婚时，被上诉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影响了上诉人结婚的真实意思。2、被上诉人的重大疾病以及婚前隐瞒病史的行为给上诉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被上诉人的病情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状的躁狂发作，表现为：情感高低交替发作，躁狂、抑郁两种不同的症状交替发作。双相情感障碍是精神疾病中偏重的一种类型，对个人的影响、健康损害程度比较重。而且据了解，双相情感障碍具有较大的遗传概率。联系实际被上诉人在婚后的发病情况，被上诉人在婚后的疾病状态影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精神疾病的遗传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后不会生育子女，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中，上诉人系初婚，被上诉人系再婚，这也就剥夺了上诉人生育子女的权利。3、被上诉人在结婚登记时是否属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期以及双方之间的感情状况，与双方之间的婚姻是否可撤销并无联系。在结婚登记时被上诉人是否属于发病期，只是决定了结婚双方是否暂缓结婚，不影响已登记的婚姻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婚姻。二、原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的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判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判断被上诉人婚前是否曾患有重大疾病以及是否具有隐瞒重大疾病病史的行为。而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此项规定，符合撤销婚姻的法律规定，应适用此规定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婚姻。2、原审判决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的规定，以双方结婚登记时被上诉人不属于精神病的发病期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中，上诉人系初婚，被上诉人系再婚，若不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婚姻，则上诉人在以后的婚姻中不能生育，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后续可能会涉及离婚诉讼，这更是浪费了司法资源。

刘某某辩称，刘某某给张某某说过病情，刘某某患有抑郁症，已经治愈。现在的病情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状的躁狂发作，不同意撤销婚姻关系。上诉人想离婚也行，但结婚时彩礼给了66000元，被上诉人在中海国际上班的工资交给了上诉人大约有一万多，向其母亲要了5000元去旅游，并且房租还有6000元，住院时花费4万元多，即使要解除婚姻关系上诉人应当退还被上诉人5万元（包含彩礼）。

张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张某某与刘某某的婚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某与刘某某系于2019年12月份在网络征婚群里相识，一个月后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5月20日登记结婚，张某某系初婚，刘某某系再婚，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因刘某某家中遇拆迁，刘某某家人选择房屋安置并取得一定数额补偿款。2020年8月，张某某向刘某某建议要求刘某某家提供30万元，并承诺其家提供20万元，作为首付款在中海国际社区购买房屋。刘某某向其母索要钱款，刘某某母亲以家中已无款未给付。后刘某某入住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2020年12月14日出院。出院后双方感情甚好。12月17日刘某某再次入院。后双方开始分居生活。刘某某于2019年9月29日至2020年1月6日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住院病案首页显示：姓名刘某某；第六次住院；入院时间2019年9月29日10时；出院时间2020年1月6日9时。入院记录载明：主诉：情感高低交替发作9年，又兴奋话多、易激惹2月；现病史：患者于2010年春与女友分手后，出现情某低，话少，不愿与人交流，失眠，感觉有人说自己的坏话，来我院门诊就诊，诊断抑郁症，具体治疗不详，病情好转。一直坚持服药，病情稳定。后自行停药。2018年3月初，因拆迁问题与妻子争吵后病情又犯，于2018年3月11日第1次来我院住院，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给予药物治疗，住院15日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后患者不愿规律服药，病情波动，又出现情某不稳，行为躁闹，于2018年4月5日第2次入院，服药治疗60天达好转出院。出院后一直在家养病，未工作，生活基本正常。2018年7月底患者间断服药，病情又犯，于2018年8月12日第3次入住，诊断及治疗同前，期间因医保结算，于2018年10月8日办理出入院，患者于2018年11月8日末次出院出生初始尚能坚持服药，病情稳定，2个月前自行停药，病情又犯，仍是表现兴奋话多、吹嘘夸大，跟家人要1千万去北京买房生活，饮食、睡眠不规律，家人为求系统治疗送入院。门诊医师评估后以“自愿”形式收入院。精神检查：由家属陪同下入病室，衣着尚整齐，外貌与年龄相符，对治疗、护理尚合作。接触尚可，检查尚合作，意识清，精神活动连续完整，与周围环境接触密切。定向力可，对时间、地点、人物及自我定向均准确。无感觉增强或抑制，否认有错觉、幻觉及感知综合障碍。语量、语速适中，思维尚条理，否认妄想性体验。注意力集中，主动注意及被动注意无明显增强或减退。近记忆、即刻记忆及远记忆力均无明显减退，无遗忘、错构及虚构，计算力、理解力、分析概括能力及一般常识掌握均符合所受教育水平。情某欠稳定，情感反应显高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对疾病无认识及批判能力，无自知力。入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出院病历载明：诊疗经过：入院后给予药物系统治疗，加强心理疏导，给予脑反射治疗改善认知功能，病情逐渐好转。经上级医师评估后，给予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出院情况：患者接触尚可，意识清，定向力佳，否认有感知觉障碍，语量、语速可，应答切题，思维内容暴露不多，情某尚稳定，意志活动可，无自知力。刘某某辩称婚前已向张某某告知其病情。张某某对此不予认可，称刘某某婚后犯病，第八次住院才知道刘某某患有精神疾病。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关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民法典并无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第十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第三十八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指定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疯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本案中，刘某某于2020年1月6日出院时被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状的躁狂发作。后双方恋爱来往，至双方在2020年5月20日登记结婚时，已近五个月，张某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某在双方结婚登记时属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期，且刘某某2020年12月14日治疗出院后，双方感情甚好。故张某某以刘某某患有重大疾病不如实告知为由要求撤销婚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张某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张某某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足够的新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未予支持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张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蔺双祝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潘字晨

书记员　庞立涛

工作岗位不仅包括职工从事生产劳动的地点，还应包括在工作场所内，为满足员工生理需要进行工作前准备或主要工作完成后的收尾活动合理场所。提前到岗进行工作前的准备也是良好职业道德修养的体现，是对工作最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员工在提前到达工作单位后去上厕所是正常的生理需要和生理活动，这段时间虽然不是工作时间，但与其从事的预备性工作是有直接联系的，亦是工作前准备的一种正常形式，故应结合具体情况认定为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如职工提前到岗或主动加班，在工作岗位上发生事故，应认定为工伤。

山东某某安保股份有限公司、曲某某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1）鲁行申101号

案　　由：　工伤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定

裁判日期：　2021年04月19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鲁行申1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山东某某安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某某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9号祥泰广场1号楼1104室。

法定代表人王笑天，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曲某某，男，195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某某市历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敬兰，女，195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某某市历城区。

一审被告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某某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

再审申请人山东某某安保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曲某某、张敬兰、一审被告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一案，不服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行终110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山东某某安保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申请再审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三）（四）项之规定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职工曲泽明为做好工作，在正式上班时间前提前来到工作岗位，工作岗位不仅包括职工从事生产劳动的地点，还应包括在工作场所内，为满足职工生理需要进行工作前准备或主要工作完成后的收尾活动合理场所。提前到岗进行工作前的准备也是良好职业道德修养的体现，是对工作最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曲泽明在提前到达工作单位后去上厕所是正常的生理需要和生理活动，这段时间虽然不是工作时间，但与其从事的预备性工作是有直接联系的，亦是工作前准备的一种正常形式，故应结合具体情况认定为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如职工提前到岗或主动加班，在工作岗位上发生事故，用人单位或人社部门以职工提前到岗或主动加班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则与全社会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不利于弘扬社会正能量。

另，2018年7月5日，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F20180700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引起曲泽明亲属诉讼，某某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02行初603号行政判决，认为曲泽明死亡的时间是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判令撤销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决定。案经原审法院二审，作出（2019）鲁01行终847号行政判决，更是明确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曲泽明被发现晕倒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死亡时间等事实，认定曲泽明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于法有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的（2019）济人社伤字第1101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没有提出新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变更的事实理由及法律法规依据，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生效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曲泽明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的情况下，重新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被撤销行政行为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相同，且行政行为定性相同、适用的法律依据相同。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限制性规定，这种做法欠妥，不应被提倡，本院在此予以指出。故原审法院予以撤销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东某某安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莉军

审判员　王修晖

审判员　郝万莹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柳青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委托他人在异地代缴职工社会保险不具有合法性。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2）鲁民申56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远军，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威海市鑫安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原秀红，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波，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黎明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舟山群岛新区海纳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828室。

法定代表人：周良海，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宏玉，女，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再审申请人郭远军因与被申请人威海市鑫安渔业有限公司、李波、舟山群岛新区海纳服务有限公司、张宏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0民终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远军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申请人存在过错错误。首先，申请人并非明知其不具备购买工伤保险的条件。张宏玉在人寿保险公司任职高管，且申请人在委托张宏玉办理案涉业务之前，已委托张宏玉办理过工伤保险，而且也成功从张宏玉处获得过理赔，至于张宏玉将工伤保险业务转委托给第三方，申请人不知情。其次，申请人通过委托他人代为购买异地工伤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而是为了降低海事风险，在船员发生伤亡事故时，能够获得工伤理赔，进而减轻船东的赔付义务。相比购买其他险种一次性支付保费，申请人支付工伤保险费明显高于其他险种。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通过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异地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申请人也没有规避法律规定的主观动机。最后，即便申请人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存在过错，仍不能免除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本案具备保险专业素养的各被申请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其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未提及各被申请人过错问题和责任承担问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申请人的70万元本金及利息损失客观存在。本案中孟伍锁在工作中死亡，申请人已赔付70万元，申请人的该项损失已客观存在。而案涉委托行为的无效法律后果直接导致申请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70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无法得以填补。其次，各被申请人在委托代办异地工伤保险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审中申请人已充分举证各被申请人的过错。再次，申请人的损失与各被申请人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的共同过错导致委托事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使得申请人蒙受较大经济损失，各被申请人的过错与申请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最后，结合上述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主张各被申请人根据其过错对申请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且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委托他人在异地代缴职工社会保险不具有合法性。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事项为异地办理工伤保险。故，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无效。其次，申请人对于委托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上述规定均属法律规定，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且从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亦可看出，申请人在委托张宏玉办理本案工伤保险业务之前，已长期在张宏玉处办理各类保险业务，包括雇主责任险、异地工伤保险等，也即申请人对所委托办理的是异地工伤保险应当知晓。再次，申请人所主张的关于赔偿孟伍锁家属的70万元及利息损失与委托合同无效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申请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申请人赔偿孟伍锁家属的70万元，是其作为雇主对雇员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该损失并非委托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与案涉委托合同无效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申请人对委托合同无效即使存在过错，亦不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7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均无不当。

综上，申请人郭远军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远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爱华

审判员　　丁国红

审判员　　张秀梅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