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委托他人在异地代缴职工社会保险不具有合法性。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2）鲁民申56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远军，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威海市鑫安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原秀红，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波，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黎明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舟山群岛新区海纳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828室。

法定代表人：周良海，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宏玉，女，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再审申请人郭远军因与被申请人威海市鑫安渔业有限公司、李波、舟山群岛新区海纳服务有限公司、张宏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0民终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远军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申请人存在过错错误。首先，申请人并非明知其不具备购买工伤保险的条件。张宏玉在人寿保险公司任职高管，且申请人在委托张宏玉办理案涉业务之前，已委托张宏玉办理过工伤保险，而且也成功从张宏玉处获得过理赔，至于张宏玉将工伤保险业务转委托给第三方，申请人不知情。其次，申请人通过委托他人代为购买异地工伤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而是为了降低海事风险，在船员发生伤亡事故时，能够获得工伤理赔，进而减轻船东的赔付义务。相比购买其他险种一次性支付保费，申请人支付工伤保险费明显高于其他险种。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通过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异地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申请人也没有规避法律规定的主观动机。最后，即便申请人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存在过错，仍不能免除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本案具备保险专业素养的各被申请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其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未提及各被申请人过错问题和责任承担问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申请人的70万元本金及利息损失客观存在。本案中孟伍锁在工作中死亡，申请人已赔付70万元，申请人的该项损失已客观存在。而案涉委托行为的无效法律后果直接导致申请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70万元的经济损失也无法得以填补。其次，各被申请人在委托代办异地工伤保险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审中申请人已充分举证各被申请人的过错。再次，申请人的损失与各被申请人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的共同过错导致委托事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使得申请人蒙受较大经济损失，各被申请人的过错与申请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最后，结合上述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主张各被申请人根据其过错对申请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得随意转移，且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委托他人在异地代缴职工社会保险不具有合法性。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事项为异地办理工伤保险。故，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无效。其次，申请人对于委托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上述规定均属法律规定，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且从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亦可看出，申请人在委托张宏玉办理本案工伤保险业务之前，已长期在张宏玉处办理各类保险业务，包括雇主责任险、异地工伤保险等，也即申请人对所委托办理的是异地工伤保险应当知晓。再次，申请人所主张的关于赔偿孟伍锁家属的70万元及利息损失与委托合同无效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申请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申请人赔偿孟伍锁家属的70万元，是其作为雇主对雇员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该损失并非委托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与案涉委托合同无效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申请人对委托合同无效即使存在过错，亦不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7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均无不当。

综上，申请人郭远军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远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爱华

审判员　　丁国红

审判员　　张秀梅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安娜

邵岩、李玉强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2）鲁民申2430号

案　　由：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　2022年05月18日

裁判要旨：本案中，对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无争议。鲁ＦＢ××**号重型自卸货车虽然在安秦公司参加了机动车辆统筹业务，但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因此，应由侵权人邵岩赔偿。李玉强等在一审庭审期间明确表示：“对于安秦公司的责任承担同庭审意见，原告不同意该公司直接承担保险责任。”原判决认定李志强等不要求安秦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未判令安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基于邵岩与正成销售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规定，判令挂靠人邵岩和被挂靠人正成销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正成销售公司与安秦公司之间的机动车辆统筹合同关系，可以另案解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鲁民申24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邵岩，男，197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玉梅，山东丰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玉强，男，196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洁，女，198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晓璐，女，199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秦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和平大街168号5层512室。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烟台正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北文峰路西11号。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正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11号（二冷院内13号）。

法定代表人：丛连荣，经理。

一审被告：侯新秋，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再审申请人邵岩因与被申请人李玉强、李洁、李晓璐、安秦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秦公司）、烟台正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成销售公司）及二审被上诉人烟台正程物流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侯新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0民终2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邵岩申请再审称，邵岩的车辆鲁ＦＢ××**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正成销售公司经营，双方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邵岩履行了投保义务，并按照要求交纳了保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由安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从涉案《机动车辆统筹单（正本）》载明的统筹险种名称和相关内容看，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具备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性质，且机动车综合统筹条款第22条规定：“统筹期间内，被统筹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统筹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统筹人责任的范围，统筹人依照本统筹条款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故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经济损失，应由安秦公司在机动车三者责任统筹限额内赔偿。安秦公司具有赔偿能力，并且同意赔偿李玉强等的损失。李玉强等在一审中并未明确放弃要求安秦公司赔偿的诉讼请求，其陈述“安秦公司同意基于被告之间的机动车辆统筹合同约定，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原告认为安秦公司的该行为属于债的加入，其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与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李玉强等在一审期间已明确不要求安秦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系认定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就案涉交通事故超出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之外损失部分的责任主体如何确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中，对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无争议。鲁ＦＢ××**号重型自卸货车虽然在安秦公司参加了机动车辆统筹业务，但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因此，应由侵权人邵岩赔偿。李玉强等在一审庭审期间明确表示：“对于安秦公司的责任承担同庭审意见，原告不同意该公司直接承担保险责任。”原判决认定李志强等不要求安秦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未判令安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基于邵岩与正成销售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规定，判令挂靠人邵岩和被挂靠人正成销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正成销售公司与安秦公司之间的机动车辆统筹合同关系，可以另案解决。

综上，申请人邵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邵岩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范翠真

审判员　崔志芹

审判员　杜　磊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龙雨

孙树源、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18）鲁民申7464号

案  由：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19年02月18日

争议焦点：在退还保险现金价值案件中，诉讼时效应当自何时起算？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及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据此，再审申请人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十日后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从此开始起算。再审申请人主张诉讼时效从其知道退款的具体计算方式之日起计算以及本案应适用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鲁民申74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树源,男,汉族,1969年1月19日生,住张店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支公司。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人民东路**。

负责人:吕仕嘉。

再审申请人孙树源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树源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及淄博市申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368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2、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一、申请事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二)、(六)项。二、事实和理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理由。2017年4月28日,被申请人给申请人打电话,仍然不能提供所退还保费的计算方式。致使申请人难以判断该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损害了申请人的权益。被申请人作为保险人,对所退还给申请人的保险费有义务提供准确的计算方式,而本案被申请人至今仍不能提供该笔款项的计算方式,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申请人知道具体的计算方式之日起计算。（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理由。l、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于2010年5月14日通知解除合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0年5月14日,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申请人在《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中“声明与保证”一栏处,“投保人签名”的后面签了本人的名字,其余内容均为空白。一审庭审中己经过质证,经主审法官询问,被申请人当庭承认“处理意见一栏为空白”。一审庭审笔录第9页第五行中有明确的记载。《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不能证明被申请人通知了申请人解除合同,除了《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之外,本案中再无其他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因此,“2010年5月14日通知解除合同”这一事实的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应当于2010年5月14日通知解除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后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被申请人是如何侵害申请人的权利的,判决书中并没有给出依据。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条的约定,只能推定申请人收到了605000元现金价值,但是并不能推定申请人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权利是否受到侵害,需要经过计算,如果被申请人的计算方式正确,就不侵害申请人权利。但是被申请人至今仍不能提供所退给申请人的605000元的计算方式。在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经过主审法官的再三追问(一审庭审笔录中第16页第10行至14行有明确的记载,二审笔录中也有明确记载),被申请人都不能提供该款项的计算方式,被申请人自己都不知道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院经过两审都没有查清这笔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却认定申请人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对申请人的要求过于苛刻。被申请人作为保险人,对所返还给申请人的保险费有义务提供准确的计算方式,而本案被申请人至今仍不能提供该笔款项的计算方式,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申请人知道具体的计算方式之日起计算，而不能根据约定推定申请人知道权利受侵害。2、本案中被申请人没有向申请人提供现金价值表,也没有向申请人提供第二年所交五十万保险费的发票。现金价值表直到一审庭审时才提交给法庭,而申请人第二年所缴的50万,至今仍未提供。根据证据规定,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负有举证责任,在上述事实未查清的情形下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137条的规定。本案属于“应当知道”的情形,是一种推定的“知道”,符合第137条的适用条件,应当适用第137条中的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本案并没有超过二十年,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再审审查中，孙树源提交一个录音光盘，证明2017年4月28日被申请人客服给其打回访电话时，被申请人都不知道退还的保险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无法提供计算的公式及依据。

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孙树源于2010年5月14日申请退保，被申请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支公司自认其于同日同意退保，并于2010年5月15日退款再审申请人605000.00元，因此二审法院认定2010年5月14日合同解除具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及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据此，再审申请人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十日后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从此开始起算。再审申请人主张诉讼时效从其知道退款的具体计算方式之日起计算以及本案应适用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录音光盘所载内容不能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树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岳彩林

审判员 娄勇军

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董 彤

李某职务侵占案

审理法院：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　　由：　职务侵占罪

裁判日期：　2021年03月31日

裁判要旨

被告人给主播刷礼物打赏形成的是无偿、单务合同，是赠与法律关系。主播在获得高额打赏的同时未付出相应的劳动，不是善意取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相符。被告人向直播平台的充值的赃款属于应予追缴的范围，应当予以追缴。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珠海碧优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大区出纳、为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市碧桂园”）提供财务核算服务的职务便利，利用所持有的公司齐鲁银行账户和渤海银行账户的制单盾和复核盾，通过SAP企业的管理系统，采取申请监管资金、虚假申请资金下拨、篡改资金下拨单、资金划转等方式，将泰安市碧桂园、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账户资金共计48264303元转至个人账户，用于打赏主播、游戏充值、娱乐消费、偿还个人借款等。截止至案发，李某已将涉案资金全部挥霍。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于2020年5月9日在“珠海碧优”济南大区负责人丁某某、袁某某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被告人李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李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自游戏平台和主播打赏账户冻结的资金应当作为赃款赃物追缴，并以此作为对被告人李某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是：请求追究被告人李某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责任，用于主播打赏、充值游戏的赃款应予追缴，李某已经挥霍无法追缴的部分请求责令退赔。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被告人李某担任珠海碧优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碧优公司）济南大区出纳、为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市碧桂园公司）提供财务核算服务。在此期间，被告人李某利用上述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利用所持有的公司齐鲁银行账户和渤海银行账户的制单盾和复核盾，通过SAP企业的管理系统，采取申请监管资金、虚假申请资金下拨、篡改资金下拨单、资金划转等方式，将泰安市碧桂园、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账户资金共计4826.4303万元转至个人账户，用于打赏主播、游戏充值、娱乐消费、偿还个人借款等。截至案发，李某已将涉案资金全部挥霍。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于2020年5月9日在珠海碧优公司济南大区负责人丁某某、袁某某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宋晓理处扣押鲁AF38289宝马牌轿车一辆（系李某将侵占的部分公司资金借给宋晓理购买），发还给珠海碧优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经鉴定价值43万元。被告人李某尚有4783.4303万元未退赔。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鲁0191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八十万元；冻结的被告人李某账户中的资金、随案移送的赃款发还给被害单位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随案移送的其他物品（附件1详见移送物品清单）、查封的沂水县北方明珠三期F区7号楼2单元401室依法处置后发还被害单位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公安机关冻结的直播平台广州虎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380.6559万元、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1540.2503万元、北京瓦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177万元、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54万元、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账户2.1186万元、今日头条有限公司账户26.9502万元发还被害单位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某赠与高昱潇的54581.2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述资金仍不足以偿还被害单位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损失的，责令被告人李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赔给泰安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公安机关冻结的游戏平台南昌市如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兰茵（天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乾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爱九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灼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初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完美世界（重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有仙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弘程游戏有限公司、广东安久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虫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玄霆娱乐信息有限公司、上海班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六六九互动娱乐有限公司、广州呗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尚趣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游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宏建、叶梦佳、徐向阳、李雅婷的账户解除查封。

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被告人李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被告人李某职务侵占4826.4303万元中，43万元已发还珠海碧优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剩余赃款应当继续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被告人李某赠与他人的款项应当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年11月4日修正）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何道云 张希田 王旭玲

梁某、殷某婚姻无效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法院：　莒县人民法院

案　　号：（2021）鲁1122民初4410号

案　　由：　婚姻无效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08月17日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规定，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莒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鲁1122民初4410号

原告：梁某，女，198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莅铧，山东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殷某1，男，198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凤珂，山东文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某与被告殷某1婚姻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某诉称：1.请求法院调解或判决离婚；2.次女殷某3由原告抚养，长女殷某2、男孩殷某4由被告抚养，抚养费自行承担；3.婚前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表兄妹关系，属于近亲结婚，由父母包办，于2004年10月份订立婚约，2006年12月17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月××日生育长女殷某2、××××年××月××日生育次女殷某3，××××年××月××日生育男孩殷某4，现三个孩子均随原告生活。原、被告结婚初期感情尚可，婚后因与被告性格不合，时常因家务琐事发生争吵，被告经常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原、被告自2020年12月分居生活至今。原、被告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已无和好可能。

殷某1辩称，原、被告系及近亲结婚，同意解除与原告的婚姻关系，但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离婚理由与事实不符，原、被告同居后，被告始终对家庭非常照顾，也从未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长女殷某2一直随被告生活，为了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被告同意抚养殷某2，次女殷某3、男孩殷某4一直随原告生活，应由原告抚养，抚养费依法处理。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被告系姨家表兄妹，由父母包办，于2004年10月份订立婚约，2006年12月17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月××日生育长女殷某2，现随被告生活，××××年××月××日生育次女殷某3，××××年××月××日生育男孩殷某4，现均随原告生活。原、被告婚初夫妻感情较好，后在共同生活中双方经常发生矛盾，原、被告于2020年12月份分居生活至今。原、被告有夫妻共同财产：2014年9月19日购买车牌号鲁ＬＭ×××ד奔腾Ｂ50”轿车一辆，2021年购买车牌号鲁Ｌ1××××二手“奇瑞”轿车一辆，无债权、债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规定，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原、被告系姨家表兄妹，属于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属于法律规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无效。原、被告结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因长女殷某2已年满13周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且现随被告生活，应由被告抚养为宜。次女殷某3、男孩殷某4年龄较小，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现无生活自理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原告殷某2加以照顾，且现均随原告生活，改变生活环境不利于二人的健康成长，故殷某3、殷某4以随原告生活为宜。原、被告离婚后，双方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对殷某2、殷某3、殷某4多加关心照顾，让其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梁某与殷某1的婚姻无效；

二、长女殷某2由殷某1抚养，梁某自2021年起于每年12月31日前按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度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的一半付给殷某1，作为殷某2的子女抚养费，至殷某2独立生活时止；

三、次女殷某3、男孩殷某4由梁某抚养，殷某1自2021年起于每年12月31日前按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度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付给梁某，作为殷某3、殷某4的子女抚养费，至殷某3、殷某4独立生活时止；

四、夫妻共同财产：车牌号鲁ＬＭ×××ד奔腾Ｂ50”轿车一辆归殷某1所有，车牌号鲁Ｌ1×××ד奇瑞”轿车一辆归梁某所有。

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梁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金波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卢存融

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故其提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

张某、沈阳某某龙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审理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2）辽民申1540号

案　　由：　劳动争议

裁判日期：　2022年07月27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辽民申15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女，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沈阳某某龙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92号1303房间。

法定代表人：王志某，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张某因与被申请人沈阳某某龙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14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某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一）再审申请人现取得了2019年4、5、6月份、2020年6月份自己缴纳社保的新证据，证明2019年4、5、6月份、2021年6月份再审申请人自行缴纳的社保，已经给再审申请人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对于该损失，应该由被申请人承担。因此关于原一、二审判决中，未支持的社保费用，因新的证据，应该予以支持。（二）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2019年10月3日进行了加班，属于出差过程中，被申请人应该支付加班费；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2020年4月4日清明节在工作，被申请人应支付再审申请人加班费及工资。因此关于原一、二审判决中，未支持的2019年10月3日的加班费、2020年4月4日的加班费及工资，因新的证据，应该予以支持。二、关于再审申请人加班的问题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上班提前打卡和下班后延后打卡，时长不等，且属于销售岗位，因此不认定再审申请人加班，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考勤机及打卡软件系被申请人所有并控制，再审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加班，即完成了举证的责任，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未加班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再审申请人工作的时间为每日8小时，每星期40小时，因此超过约定的时间就应该认定为加班，支付加班费。双方的约定属于民事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该尊重的原则。原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提供了加班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加班不存在，不支持，属于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关于再审申请人销售提成的问题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关于销售提成的邮箱截图、微信截图、电话录音、公司制定的销售提成方案，被申请人不认可，即认定为不予支持，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销售提成方案系被申请人制定，再审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达成的销量，即完成了举证的责任，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不予发放提成的原因，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根据被申请人制定的销售提成方案，明确约定了提成具体的金额比例，再审申请人已经完成销售事实，并且提供了具体销售金额及购买方的电话录音，被申请人就应该支付相应的提成。四、再审申请人一审判决后未上诉属于被一审误导及不懂法。一审判决下达时，再审申请人在外地出差。一审判决下达后，再审申请人在电话中多次跟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不服一审判决结果，要回沈阳取一审判决上诉的，但是一审法官通知再审申请人取对方的上诉状时，一审法官只将对方的上诉状给了再审申请人，并且告诉再审申请人，对方上诉了，再审申请人因为不了解上诉的具体法规，以为一方上诉，整个案件都属于上诉，都会重新审理，因此就没有上诉。在二审开庭时，才知道自己没上诉对自己的影响，为时已晚。因此，再审申请人属于被误导导致没有上诉，故再审申请人现申请再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现已变更为第二百零七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沈阳某某龙贸易有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再审申请人“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待商榷，不可予以采信。二、关于加班工资。首先，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其加班工作量及延长工作时长的合理性；其次，原审法院认定结合实际情况再审申请人从事销售工作不宜仅以时长作为加班时间的考核标准，还应合理参照工作强度及工作内容，而其实际劳动报酬所得与工作强度、工作内容相比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该认定结论并无不妥。三、关于销售提成。再审申请人对于双方关于提成的约定及实际完成业务额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原审所提交证据均缺乏证据效力，本就不应支持。四、再审申请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是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判决相关文书已经对其充分提示其诉讼权利。五、本案已经执行完毕。综上所述，本案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对再审申请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本案一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并未提出上诉，本案二审判决除将再审申请人同意扣除的被申请人多支付的2,558.6元工资进行调整外，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再审申请人权利义务的判定，故本院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张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少忠

审判员　禹政一

审判员　张怡嘉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　华

书记员　刘　博

刘洪梅、王爱山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2）鲁民申1261号

案　　由：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　2022年04月18日

争议焦点：王学军是否可以转化为其所驾驶车辆的“第三者”

裁判要旨：关于保险法规定的本车人员、车上人员在车下因交通事故致害能否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是目前司法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经类案搜索，全国四级法院审理的类案中裁判意见不统一。就本案而言，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原因为王学军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发生故障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李金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未仔细观察前方路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载货超宽。两违法行为对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当，过错程度相当，确定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上述认定，作为驾驶人的王学军虽在事故发生前离开车辆，但其行为属于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在法无具体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和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事实，认定王学军不能转化为其所驾驶车辆的“第三者”，是原审法院基于自身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和认知，在合理裁判范围内作出的判断，并无不当。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鲁民申12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洪梅，女，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爱山，男，193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卜荣爱，女，194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丽伟，女，198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廷，男，199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州市。

以上五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帅，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瑶，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青年路948号。

负责人：孙传鲲，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州市凯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州市高柳镇阳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崔华京，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228号。

负责人：李茂富，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金辉，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德州市陵城区杭陵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世纪家园13幢6号。

法定代表人：李振顺，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被上诉人）：寿光市中岳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与淮高路交叉口西100米路南。

法定代表人：郭宝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刘洪梅、王爱山、卜荣爱、王丽伟、王廷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德州公司）、青州市凯旋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潍坊公司）、李金辉、德州市陵城区杭陵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城杭陵公司）、寿光市中岳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民终6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洪梅、王爱山、卜荣爱、王丽伟、王廷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涉案《道路事故认定书》《山东交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描述可知，事故发生时王学军已下车，位于其驾驶车辆半挂车的后侧左部，完全脱离了对机动车的控制，该事实清楚，其已经从“驾驶人”转化为“第三者”，属于“第三者”的范畴。但原审以王学军作为自己车辆的驾驶员，属于被保险人的范畴，不能请求自己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进而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认定王学军不应当被认定为“第三者”，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将王学军认定为“机动车”一方，认定其具有过错，从而将涉案交通事故定性为“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进而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六条中“双方都是机动车”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之规定，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由其自己承担，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王学军应属于第三者的范畴，应当据此判令人保潍坊公司按照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申请人要求李金辉、陵城杭陵公司、人保德州公司一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酌定人保德州公司承担50%的责任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王学军是否可以转化为其所驾驶车辆的“第三者”。

关于保险法规定的本车人员、车上人员在车下因交通事故致害能否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是目前司法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经类案搜索，全国四级法院审理的类案中裁判意见不统一。就本案而言，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原因为王学军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发生故障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李金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未仔细观察前方路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载货超宽。两违法行为对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当，过错程度相当，确定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上述认定，作为驾驶人的王学军虽在事故发生前离开车辆，但其行为属于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在法无具体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和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事实，认定王学军不能转化为其所驾驶车辆的“第三者”，是原审法院基于自身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和认知，在合理裁判范围内作出的判断，并无不当。

关于申请人主张原审法院酌定人保德州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错误的问题。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李金辉与王学军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当，原审据此判令人保德州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亦于法有据。

综上，刘洪梅、王爱山、卜荣爱、王丽伟、王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洪梅、王爱山、卜荣爱、王丽伟、王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范翠真

审判员　杜　磊

审判员　崔志芹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肖　俊

书记员　王福梅

郑某诉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性骚扰行为、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查等情形，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尽岗位职责，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管理人员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郑某于2012年7月入职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韦尔公司），担任渠道销售经理。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规定经理和主管“应确保下属能畅所欲言且无须担心遭到报复，所有担忧或问题都能专业并及时地得以解决”，不允许任何报复行为。2017年版《员工手册》规定：对他人实施性骚扰、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均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违纪行为。上述规章制度在实施前经过该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讨论。

　　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某确认并同意公司现有的《员工手册》及《商业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员工手册》修改后，郑某再次签署确认书，表示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内容，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

　　2018年8月30日，郑某因认为下属女职工任某与郑某上级邓某（已婚）之间的关系有点僵，为“疏解”二人关系而找任某谈话。郑某提到昨天观察到邓某跟任某说了一句话，而任某没有回答，其还专门跑到任某处帮忙打圆场。任某提及其在刚入职时曾向郑某出示过间接上级邓某发送的性骚扰微信记录截屏，郑某当时对此答复“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我往后不想再回答你后面的事情”“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谈话中，任某强调邓某是在对其进行性骚扰，邓某要求与其发展男女关系，并在其拒绝后继续不停骚扰，郑某不应责怪其不搭理邓某，也不要替邓某来对其进行敲打。郑某则表示“你如果这样干工作的话，让我很难过”“你越端着，他越觉得我要把你怎么样”“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

　　后至2018年11月，郑某以任某不合群等为由向霍尼韦尔公司人事部提出与任某解除劳动合同，但未能说明解除任某劳动合同的合理依据。人事部为此找任某了解情况。任某告知人事部其被间接上级邓某骚扰，郑某有意无意撮合其和邓某，其因拒绝骚扰行为而受到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为此展开调查。

　　2019年1月15日，霍尼韦尔公司对郑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郑某未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但对笔录记载的其对公司询问所做答复做了诸多修改。对于调查笔录中有无女员工向郑某反映邓某跟其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提问所记录的“没有”的答复，郑某未作修改。

　　2019年1月31日，霍尼韦尔公司出具《单方面解除函》，以郑某未尽经理职责，在下属反映遭受间接上级骚扰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下属不再继续遭受骚扰，反而对下属进行打击报复，在调查过程中就上述事实做虚假陈述为由，与郑某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7月22日，郑某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该请求未得到仲裁裁决支持。郑某不服，以相同请求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沪0115民初10454号民事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郑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1）沪01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在案证据显示，郑某持有异议的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分别于2017年9月、2014年12月经霍尼韦尔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进行讨论。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属于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郑某已阅读并理解和接受上述制度。在《员工手册》修订后，郑某亦再次签署确认书，确认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此情况下，霍尼韦尔公司的《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应对郑某具有约束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一则，在案证据显示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亦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要求经理、主管等管理人员在下属提出担忧或问题时能够专业并及时帮助解决，不能进行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还将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的行为列为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范围。现郑某虽称相关女职工未提供受到骚扰的切实证据，其无法判断骚扰行为的真伪、对错，但从郑某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录音中对相关女职工初入职时向其出示的微信截屏所做的“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的评述看，郑某本人亦不认为相关微信内容系同事间的正常交流，且郑某在相关女职工反复强调间接上级一直对她进行骚扰时，未见郑某积极应对帮助解决，反而说“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所为皆为积极促成自己的下级与上级发展不正当关系。郑某的行为显然有悖其作为霍尼韦尔公司部门主管应尽之职责，其相关答复内容亦有违公序良俗。此外，依据郑某自述，其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后应已明确知晓相关女职工与间接上级关系不好的原因，但郑某不仅未采取积极措施，反而认为相关女职工处理不当。在任某明确表示对邓某性骚扰的抗拒后，郑某于2018年11月中旬向人事经理提出任某性格不合群，希望公司能解除与任某的劳动合同，据此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对相关女职工进行打击报复，亦属合理推断。二则，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明确规定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15日调查笔录显示郑某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情况。郑某虽称该调查笔录没有按照其所述内容记录，其不被允许修改很多内容，但此主张与郑某对该调查笔录中诸多问题的答复都进行过修改的事实相矛盾，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该调查笔录可以作为认定郑某存在虚假陈述的判断依据。

　　综上，郑某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难以成为其上诉主张成立的依据。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依据充分，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郑某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