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女士和赵先生是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在携手相伴的日子里，他们为未来谋划了许多种甜蜜的模样。前些年，赵先生看着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人流如织的奶茶店，不禁动了创业的心思，希望刘女士支持他在学校里开一家小奶茶店。刘女士自然双手赞成，并且立即向赵先生转账10万元。不想天有不测风云，奶茶店刚刚选址，装修还没完成，突如其来的疫情就打乱了小两口的全部计划。生活的艰难、矛盾的反复，最终将这对恋人推向了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1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女士多次想要回这笔钱，但赵先生一直表示拒绝。最终，二人在槐荫法院的法庭上再次相见了。

二、开展化解

法庭上，听完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法官对这起案件有了大概的了解。对于刘女士向赵先生转账10万元的事实，双方都并未否认。但关于这笔钱的性质，二人各执一词：刘女士认为这是她向赵先生出借的借款，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赵先生认为这是二人合伙经营奶茶店的投资，做生意有赔有赚，开店失败了，损失大家应该一起承担。恋人在共同生活期间，生活支出共同负担，创业做买卖一起出资，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关于这笔“出资”如何认定，其实法律也早就有了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伙关系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经营共同事业而设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民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并不必然要签订书面的合伙合同，但双方对于利润如何分配、风险如何承担，必须作出明确约定。否则，在合伙关系无法被认定的情况下，一方的出资就可能被认定为民间借贷。回到这起案件，赵先生的奶茶店还没有正式营业，自然谈不上分配利润。而在开店的过程中，双方也没有对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如何分配进行过书面或口头的协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判断，这笔钱确实应当属于借款。但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法官并没有急于宣判，而是用“背靠背”的方式逐一进行释法说理。赵先生在事业与感情上接连遭遇挫折，昔日恋人把自己告上法庭，确实从情理上难以接受。但人情不悖法理，面对已经产生的问题，唯有积极面对，拒绝逃避，才能更顺利地开启生活的下一页。刘女士想收回自己的借款无可厚非，但对方手头确实并不宽裕，比起一纸胜诉判决，更重要的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让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能够“落地”。在法官的反复沟通下，刘女士放弃了对利息的请求。判决送达后，赵先生当庭向刘女士支付了5万元，并表示将尽快筹措余款，在法定期限内自觉履行判决内容。

三、经验总结

来源：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一、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要件分析2004年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确立了视同工伤制度，以强有力的人文关怀适当扩大劳工保护范围，从法律拟制角度将一些严格按照工伤认定标准而言并不算真正工伤的情形，视作工伤。尤其该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于解决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探析非工作时间宴请客户饮酒后猝死工伤认定思路的基本遵循。

（一）对“工作时间”的分析劳动法意义上的工作时间，除法律明确规定各种用工形式下的标准工作时间外，还应包含工作单位实际要求劳动者应当工作的时间。并且，该时间不仅限于实际工作时间，还包括在工作前后所做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所占据的时间以及法定非劳动消耗时间， 比如劳动者正常的上下班途中即属于此列。现代工作方式的转变，导致对于工作时间的理解不能完全固化。例如劳动者自愿加班、下班后在家中通过网络远程终端处理工作,甚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完全居家办公等过程中发生伤亡，以上情形很难通过固定的工作时间来进行衡量和解释。因此，工作时间事实上系一个动态的灵活权衡指标，需要结合行业惯例、单位业务性质、职工工作规范等现实客观因素综合考量。

（二）对“工作岗位”的分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采取的系“工作岗位”表述。从文义解释来看，工作场所是一个用人单位享受支配与管理权的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而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强调劳动者职权和相应责任相统一，要求劳动者完成一定工作量的相对固定工作和领导指派工作，范围上其小于工作场所，主要系从劳动者角度强调个体岗位职责、工作任务。一方面，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直接关联，但工作岗位并不能完全涵盖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比如诸多劳动者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大量分工模糊以及临时性指派工作。另一方面，在一些辅助性领域也不能完全依照标准的既定工作岗位进行分析，例如职工在单位食堂用餐等过程中的伤亡情形，司法实践支持为工伤的亦不在少数。总体上，现代社会多种因素的结合，致使工作岗位外延不断拓展，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属于工作岗位内容，存在诸多认定难点。

（三）对“突发疾病死亡”的分析突发疾病强调在工作时间，于工作岗位上遭受突然的、迅发的、不能预料的病理，表现为体征状态外部或内部的突然异常，一些缓慢发作的疾病一般不在此列。“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设置，实际上是将病理所致损害的视同工伤适用范围作一定限制，此处着重审查的是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从发病，到送医、抢救、死亡等系列行为与结果的连续性，系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若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已经有初步的发病症状，但若因未能及时送医治疗，于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导致情势进一步严重或死亡的，一般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其间强调工作因素导致发病的因果关系，要求工作因素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与量值，系促发疾病的重要条件。因此，对“突发疾病死亡”的判断需要紧密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综合分析。

二、劳动者因宴请饮酒伤亡“视同工伤”的认定思路

（一）步骤一：以宴请是否为单位利益判断是否为工作内容 如前所述，鉴于对于工作内容范围的判断存在不固定性，因此对于此类特殊宴请是否属于工作内容，仅凭对传统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的认定，已难以迎合形势所需。可以在糅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核心要义的基础上，以宴请内容是否为了单位利益为核心审查点。然而事实上，宴请客户吃饭、饮酒究竟系为了单位利益或个人利益，并不容易区分。主要在于类似推销员、业务员等人员即使系基于其个人因素宴请客户，其主要目的一般也是为了后期业务的维系与顺利开展。个体层面上，劳动者追求的虽然是个人利益，但以长远发展视角来看，此类个人利益客观上亦为单位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在两者实质上难以作严格区分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

1.考量是否存在单位授权该项内容为关键判断因素，在于审查宴请前或宴请时有无单位的明示或默示授权，例如有无提前经过报请单位批准或是否出于明确的工作岗位职责等因素，以判断该项宴请是否体现了单位的意志。关于事后追认，一般情况下应予严格控制区分，主要系实践中存在大量本非工作内容的宴请造成伤亡后，用人单位出于避免承担部分赔偿等目的，以事后主动追认形式，试图将该部分本属于其他保险赔偿范畴的伤亡纳入工伤保险赔偿中。然而，我国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均有其背后多维度的因素考量与价值取向，其彼此之间不能越俎代庖。如允许该类情形大量存在，对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将系沉重负担，进而亦可能丧失其设立的初衷。因此，判断是否存在单位授权，应尽量从宴请前或宴请时的相关客观依据着手；对于单位人员的事后主观追认，一般不应将其作为唯一取舍因素，除非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可以作为考量依据。概言之，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在下班后宴请客户，如不存在单位授权，亦不存在因工作岗位直接需要等因素时，即能够直接阻断工作内容的认定。

2. 考量宴请时的客观状况具备单位授权或确出于劳动者工作岗位职责范围需要在下班后宴请客户，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或任意宴请，否则会造成劳动者借以单位宴请之名满足个人宴请之需。可以结合以下两方面情况分析：其一，宴请时的具体参宴人员，通常工作性质类的宴请人员，并不包含大量家属或朋友等其他非客户人员，但亦不应绝对化，笔者以为部分情况下个别直系亲属人员参加的，应不影响工作内容性质的认定。其二，宴请时的具体开展内容，如宴请全程均无与单位业务内容相关的商谈或缔约等情形的，在无其他客观状况下，基本也难以认定与工作内容性质相关。当然，上述因素并非绝对与唯一，需要在个案情况下综合判断。

（二）步骤二：对于饮酒后是否达到醉酒状态应区分认定饮酒与工作内容之间并不存在争议或冲突，应肯定的是饮酒可以系正常宴请的组成，此间的审查重点应系整项宴请是否为单位利益的工作内容。饮酒在其中，更多的是考虑与醉酒排除视同工伤认定之间的关系。从裁判逻辑上，应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先行认定，认定要件如步骤一所述，饮酒在其中并非重要因素。只有在满足步骤一前提下，才予考量饮酒的问题能否足以排除视同工伤认定，因此此时进入第二个判断步骤。 该阶段的核心焦点在于判断饮酒是否达到醉酒状态。对于醉酒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醉驾是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驾驶状态，实践中其他领域对醉酒的状态鉴定基本也参照该标准执行。并且，在工伤行政类案件中，如何断定达到醉酒状态，应以有权机构作出的意见认定结论为准，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医学鉴定结论等方可用作认定依据，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时应予采信该种结论。

1. 虽饮酒但未达醉酒状态。未达到醉酒状态即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100毫升，该种前提下，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是劳动者可能因该宴请饮酒导致其自身如心脏病、冠心病等病理因素迸发，进而再由劳动者存在的该固有疾病产生最终伤亡的结果。将该项完整过程拉通来看，伤亡结果的确离不开劳动者饮酒的起因，不过即便存在该类固有疾病等介入因素，但鉴于劳动法视域下视同工伤制度旨在扩大工伤认定、增强人文关怀的设置初衷，应认定为饮酒与工伤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在未达到醉酒状态下时不能排除视同工伤的认定。

2.饮酒达到醉酒状态。劳动者宴请并饮酒致使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及以上，即认定为醉酒状态。此时即使该宴请已经符合步骤一确立的工作内容范畴，但一般认为劳动者对大量饮酒可能造成自身不良后果应存在明显认知，在醉酒后发生伤亡结果的，即可用第十六条以醉酒情形排除视同工伤的认定。作者：吴晓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离婚后男方发现与女方的子女并非亲生，起诉要求撤销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若协议明显有利于女方，且女方无证据证明系男方基于其他因素而作出让步，则可认定该协议签订时受到了亲子因素影响，女方隐瞒与他人在受孕节点前后发生过无保护性关系的重要事实构成欺诈，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可予以撤销并依法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原告邹某某诉称：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关于婚生女邹某欣的抚养费及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分割的约定；2、请求判令原告停止支付婚生女邹某欣每月抚养费3,000元，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两个月抚养费4,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抚养婚生女邹某欣期间支出的共同抚养费暂计50万元；4、请求判令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归原告所有，对外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5、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6、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自由恋爱于2013年1月7日结婚，婚后生育婚生女邹某欣，双方生活期间经常因琐事吵闹，于2014年4月28日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进行约定，后原告与被告协商于2018年8月20日在民政局登记结婚，2020年5月29日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进行约定，离婚后，原告按照离婚协议执行，但是被告的朋友告诉原告，原告与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生育的女儿邹某欣并非原告之亲女，原告不敢相信，经过思想斗争，原告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婚生女邹某欣到成都新基因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邹某欣非原告亲生。这样的结果对原告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原告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给个说法，被告不理睬并威胁原告，不认同该结果，后又重新到华西司法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仍然为邹某欣非原告亲生女。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能判如所请。

被告吕某辩称：1.原被告于2012年8月分手，9月底两人复合，10月被告发现怀孕，原被告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邹某欣，此前双方均认为邹某欣系亲生女，两人因性格不合于2020年5月29日到成都高新区婚姻登记机构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应具有约束力。《离婚协议书》中未涉及邹某欣是否亲生的相关内容，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之前均认为邹某欣系亲生子，同时今年被告得知邹某欣非亲生的事实也是通过原告的告知及亲子鉴定报告结论才知晓，因此被告在主观上并未隐瞒该部分事实，且从《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与分割，并未体现是因原告认为邹某欣系其亲生产生错误认识而在财产分割时做出了让步。2.关于被答辩人主张停止支付婚生女邹某欣每月抚养费3,000元，并要求答辩人返还被答辩人已支付的两个月抚养费4,000元的问题，答辩人认可。3.原告主张返还50万元抚养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的问题，答辩人非因婚内出轨的行为导致邹某欣不是被答辩人亲生，并未违反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5.关于被答辩人主张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04号房屋应由被答辩人所有。该房屋系2018年5月11日原被告第二次离婚后，被告在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购入。

原告邹某某与被告吕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1年开始谈恋爱，于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后因买房原因，原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第一次离婚，于2014年5月28日复婚。后又因买房原因，原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第二次离婚，2018年8月20日复婚。在前两次短暂离婚期间，原被告实际仍然生活在一起，夫妻共同财产也并未分割。原被告于2020年5月29日协议离婚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主要约定：1、离婚主要原因为性格不合；2、女儿邹某欣由被告抚养，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3、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389556号】归被告所有，2020年5月29日起房贷每月8,500元由原告支付至2023年6月1日止；4、邹某欣平安保险费用每年由原被告各付一半；5、扬大波10万、胡红艳10万、保单贷款20万、吕某信用卡9万由原告偿还。

原被告在2011年开始同居。2012年10月左右，被告告知原告怀上原告的孩子，原告考虑到要对被告负责，而且被告一直没有生育子女，遂与被告于2013年1月登记结婚。被告于2013年6月8日生育一女邹某欣。原告一直以为邹某欣系自己与被告所生，与被告一同抚养邹某欣至原被告第三次离婚。后有朋友告知原告邹某欣不是他亲生，原告遂带邹某欣进行了亲子鉴定，经过两次鉴定，结论均为原告并非邹某欣生物学父亲即邹某欣并非原告亲生。

被告陈述其与原告在结婚前就发生过性关系，遂一直以为邹某欣系原告亲生，直至进行了亲子鉴定才知道并非原告亲生。被告称在2012年8、9月，曾与原告短暂分手，在分手期间其与追求她的其他男子短暂在一起十来天并发生了性关系。后在2012年9月底原被告复合，被告于2012年10月发现怀孕并以为是原告亲生。原告否认与被告在2012年8、9月曾经短暂分手，称自2011年后一直保持恋爱关系。

另查明，1.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位于街子古镇的一处山庄，该山庄的收入系原被告的主要经济来源。原被告经营山庄期间，被告负责收支各项费用包括收取每年租金，其中2016至2019年期间每年租金约为50万元。

2.被告在2013年12月出售了在跟原告结婚前购买的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二段134号1栋2单元3楼1号房屋（权0188533，建筑面积151.17平方米，简称华阳房屋）。原被告在2014年4月28日第一次离婚后，被告于2014年5月4日支付了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新街686号“景茂?雍水岸”12栋1单元2层201号房屋（简称西航港房屋）的首付款，系原告陪同被告前往开发商处购买。被告支付房款后，于2014年5月28日与原告复婚。被告于2017年将西航港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高强并签订了《房屋转让预约合同》。原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第二次离婚后，原告作为买受人于2018年5月16日贷款购买了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原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复婚。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该房屋市场价值为160万元，剩余贷款为90万元。原告希望房子归其所有，其补偿被告相应折价款。被告称没有钱补偿原告。

法院判决：一、撤销原告邹某某与被告吕某于2020年5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原告邹某某支付邹某欣抚养费、保险费以及原被告就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的相关约定；二、被告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邹某某返还离婚后已收取的邹某欣抚养费4,000元；三、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389556号】归原告邹某某所有，后续贷款由原告邹某某负责偿还，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吕某支付房屋分割折价款490,000元；四、驳回原告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吕某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3日作出（2021）川01民终523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生效判决认为：吕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女性，对不采取避孕措施发生性关系有怀孕的可能应当有所认知，即便邹某某知道吕某在分手期间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也无法判断女方怀孕的具体时点，由于怀孕的身份特殊性，吕某应对其不存在隐瞒受孕子女可能并非邹某某的事实承担更高的举证证明责任，而吕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结论，故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离婚协议书》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导致邹某某在财产分割上作出巨大让步。吕某主张邹某某在财产分割上作出巨大让步的原因系其约定将凤棲山庄的经营权归邹某某所有。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山庄经营权，吕某本人也承认山庄系邹某某婚前取得，亦未举证吕某取得过山庄经营权，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吕某还主张邹某某急于离婚与前妻复合，以及存在婚内出轨，故《离婚协议书》中邹某某就财产问题作出让步。本院认为，吕某二审提交的视频资料及录音对于邹某某存在婚内出轨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业主的车位被占，就把自己的车辆临时停在小区广场出入口，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经电话通知，业主仍不挪车，物业便用锁车器锁住车轮，导致车辆受损。近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判决，物业公司承担80%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1日傍晚，淮南市某小区业主许某将其轿车停放在小区广场出入口后离开。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许某违停情况后，随即电话联系许某要求其尽快挪车。许某表示，自己的车位被他人占用，需要临时停放。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数分钟后再次电话联系许某要求其挪车。见许某没有挪车，该工作人员就用锁车器锁住许某的轿车车轮，但未将锁车行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告知许某。不久，许某发动车辆准备驶离，因不知车轮被锁住，导致轿车损坏。许某将轿车送至汽修厂进行维修，经结算维修费为1.85万元。许某要求物业公司赔偿，遭拒后提起诉讼。

庭审时，物业公司声称，工作人员在车门处粘贴了锁车通知，但是没有拍照留存，无法拿出粘贴锁车通知的证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依据物业合同有权对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但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能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益。物业公司擅自将许某的轿车车轮锁住即产生潜在危险，物业公司理应对此给予充分告知、提醒，避免损害发生。然而，物业公司在锁住车轮后未作出明显标识提醒，致使许某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启动车辆受损，物业公司的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许某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检查车辆，对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结合纠纷的起因、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应对许某的合理损失1.85万元承担80%赔偿责任，即赔偿许某损失1.48万元，许某自己承担20%责任。

宣判后，双方均服判。

■法官提醒

由于小区车位规划不足和私家车数量快速增加等原因，“停车难”问题在许多城市日益凸显。小区是所有业主共同的家园，物业作为管理者应提高法治意识，运用科学、合法的管理手段有效管理好小区的秩序，提供合格的物业服务；业主亦应自觉配合物业服务企业合理合法的管理，相互理解支持，共同创建良好和谐的小区居住环境。如果发生和此案类似的违约或侵权行为时，物业和业主应及时固定证据，保存相关事实材料，进行协商处理。当然也可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私自采取过激甚至违法方式处理，以免盲目行事致使自己由受害人变为侵权人，也避免将小纠纷扩展成大矛盾。

裁判要旨：

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出于非法用途走私、贩卖的，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评价新型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被告人马某某，男，1996年出生，原系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

2020年8月16日，马某某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称有三唑仑及其他违禁品出售。2021年4月16日，马某某通过网络向境外卖家求购咪达唑仑，并支付人民币1100元。后境外卖家通过快递将一盒咪达唑仑从德国邮寄至马某某的住处，马某某以虚构的“李某英”作为收件人领取包裹。2021年4月20日至25日，马某某以名为“李医生”的QQ账号，与“阳光男孩”等多名QQ用户商议出售三唑仑、咪达唑仑等精神药品，马某某尚未卖出即于同年7月15日被民警抓获。民警在其住处查获透明液体12支（净重36ml，经鉴定，检出咪达唑仑成分）、蓝色片剂13粒（净重3.25mg，经鉴定，检出三唑仑成分）、白色片剂72粒（净重28.8mg，经鉴定，检出阿普唑仑成分）等物品。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提请批准逮捕。2021年8月20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根据走私类案件管辖规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及时派出检察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通过阅卷审查，承办检察官发现有较充分证据证明马某某实施了通过网络从境外购买、走私精神药品咪达唑仑的犯罪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从其家中搜出的其他精神药品三唑仑、阿普唑仑的来源和用途。对于走私精神药品的目的，马某某时而称拟用于非法用途，时而称拟用于贩卖，可能同时存在走私和贩卖的行为。为查明其主观上是否明知药品性质及危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意见书，引导侦查机关调取马某某任职情况、学历证书、网页截图、网络聊天记录等证据，并查清涉案精神药品的来源和用途。

2021年10月12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走私案件管辖规定，于2021年11月5日将案件报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马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认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种类繁多，马某某案发时并不明知所购买的咪达唑仑、三唑仑等精神药品属于国家管制名录中的毒品，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毒品犯罪。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一是涉案毒品均已列入向社会公布的《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马某某作为药学专业毕业生和药剂师，具备专业知识，对于精神药品属性具有认知能力。二是据马某某供述，其明知涉案药物不能在市面上随意流通和购买，只能通过翻墙软件、借助境外网络聊天工具购买，并假报姓名作为收货人，通过隐秘手段付款，将精神药品走私入境。后马某某又在网上发布出售广告，称相关药品可用于非法用途，与多名买家商谈价格和发货方式。可见，马某某的行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经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马某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结合马某某的犯罪行为、目的、毒品效能及用量，提出了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马某某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年12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马某某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

2021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人马某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再次表示认罪认罚。马某某的辩护人认为，马某某自愿认罪悔罪，平时表现良好；涉案毒品数量少，未贩卖成功，也未实际使用，属于贩卖毒品未遂。公诉人答辩指出，对于马某某的认罪态度、平时表现以及涉案毒品数量等情节，已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得到体现。马某某以贩卖为目的走私入境咪达唑仑等毒品，后又在网上发布出售毒品的信息，且与多名买家商谈交易事宜，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既遂。

2022年2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马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一）审查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用途和行为人主观认知，依法认定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性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以在医疗、教学、科研用途合法使用，也会被违法犯罪分子作为毒品使用。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毒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出于其他非法用途，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未核实购买人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具体用途，但知道其不是用于合法用途，为非法获利，基于放任的故意，向用于非法用途的人贩卖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非法用途”，可以从行为人买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是否用于医疗等合法目的予以认定。判断行为人对涉案毒品性质是否明知，除审查其供述外，还应结合其认知能力、学历、从业背景、是否曾有同类药物服用史、是否使用虚假身份交易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准确认定非法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犯罪既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行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

（三）综合评价新型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往往具有数量小、纯度低等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考虑毒品数量、折算比例、效能及浓度、交易价格、犯罪次数、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各种因素。对于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实施其他犯罪的，还应当考量其用途、可能作用的人数及后果、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一条

审理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案 由： 民间借贷纠纷

裁判日期： 2018年06月07日

裁判要旨

共同共有人以其共同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如债权人在抵押权设立时系出于善意并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基于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应认定抵押权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原告诉请：一、被告史某、吴某归还借款40万元，支付利息4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款清日止按日20%计算的违约金；另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8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1000元；二、原告对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在最高额45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14日，被告史某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于当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12月14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如逾期未归还，被告史某需按日20%承担违约金和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当日，二被告以其名下位于绍兴市阳光新村13幢403室的房产为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被告吴某为被告史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双方并对保证范围等作了约定。现借款期限已届满，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遂成讼。

被告史某辩称，其实际仅收到借款355000元，此后已支付原告利息48000元左右，本金尚未归还。且其一直在支付利息，不存在违约行为。另，被告吴某对案涉借款不知情，保证人及抵押人处吴某的签名、捺印系史某找人冒签的。

被告吴某辩称，其对被告史某的借款不知情，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对保证及抵押亦不知情，案涉房产抵押不成立。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4日，被告史某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其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12月14日，按月支付利息，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如逾期归还，借款人另需承担按日20%计算的违约金，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借条下方“担保人（一）”处签署“吴某”并捺印。当天，被告史某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借款本金40万元，且该收条上借款人处签署“史某”、 “吴某”并捺印。

同日，原告与被告史某签订《房地产一般抵押合同》一份，合同首页列明借款人和抵押人为二被告，抵押权人为原告。合同约定以二被告共有的坐落于阳光新村13幢403室的房地产抵押给原告，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40万元，担保金额为45万元，债务履行期为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12月14日。被告史某分别在 “借款人”和“抵押人”处签名、捺印，其两处签名左侧均签署 “吴某”并捺印。案涉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编号为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106422号。办理抵押登记时，抵押人向抵押登记部门提交了案涉抵押房产的房产证及二被告的结婚证、身份证。

2015年7月14日，案外人屠某向被告史某汇款3万元，屠某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称其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原告于2015年7月14日向被告史某出借款项，其基于原告请求于当日向被告史某汇款3万元。同年7月15日、7月16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史某汇款20万元、153500元。原告陈述剩余16500元于2015年7月14日办理完抵押登记手续后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史某。同年8月20日、8月28日、10月10日、10月31日、12月7日，被告史某分别向案外人寿洁霞汇款1000元、9800元、15000元、6000元、1000元，合计32800元。原告与被告史某确认上述32800元优先用于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六个月以下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超出部分用于扣除本金。

另认定，二被告于2006年10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月27日离婚。被告史某称原告此前不认识被告吴某，系其找人假冒吴某在保证人和抵押人处签名、捺印。诉讼中，经被告吴某申请，本院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就案涉借条、收条及抵押合同中被告吴某签名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上述材料中“吴某”的签名捺印均非其本人出具。

又认定，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28000元、诉讼担保费1000元。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7）浙0602民初7298号判决：一、被告史某应归还原告董某借款本金人民币389944.29元，支付借期利息7292.81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被告史某应支付原告董某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三、原告董某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一、二项债权，对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106422号房屋他证权证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45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向被告史某出借40万元，被告史某已归还32800元本金和利息，尚欠借款本金389944.29元、利息7292.81元，以上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相互印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吴某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原告对案涉抵押物是否享有抵押权。

关于被告吴某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司法鉴定，借条中保证人处、收条中借款人处及房地产一般抵押合同中借款人处“吴某”的签名及捺印均非其本人出具，原告以案涉借款发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求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案涉借款金额较大，已超过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及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吴某对案涉借款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事后追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故其要求被告吴某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对抵押房产是否享有优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史某交付借款并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已符合上述规定中的两个条件，还需认定原告是否为善意，即判断其对被告吴某系他人假冒是否知情及其对不知情是否存在过失。被告史某称原告之前不认识被告吴某，被告史某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提供了被告吴某的身份证、二被告结婚证、房产证原件等，且原告确实进行了查看。原告陈述其当时提出吴某与身份证不太相像，但被告史某向其作了解释，加之经其比对与结婚证中照片又觉比较相像，所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和必要的核实义务。同时，房地产管理部门亦予审核登记，原告有理由相信到场的抵押人系被告吴某，故原告对其不知情无过失，其可就案涉抵押房产主张优先受偿权。

司法实践中，共同共有人尤其是夫妻一方找人假冒配偶对外举债并将共有房屋抵押的案件常有发生，此类案件焦点问题为：一是被冒名一方的责任承担；二是抵押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及判断标准；三是对相关法律规范的理解适用。

关于被冒名一方的责任承担。具体可区分为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而承担还款责任，和基于合同相对人承担合同义务。前者不能仅仅依据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判断负债是否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或负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后者基于合同的相对性，由于冒签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又无追认，所以合同对被冒名一方不产生法律效力。

关于抵押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及判断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时是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与善意取得的所有权具有同样的法律后果。抵押权作为其他物权，亦应适用善意取得。认定善意取得的核心要件是行为人属于善意、有偿取得抵押权。本案中，债务人史某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提供了吴某的身份证、二人的结婚证、房产证原件等，并找人冒充吴某签名捺印，原告在进行查看后提出冒名人与吴某身份证不太相像，但史某向其作了解释，加之经其与结婚证中照片比对又觉比较相像，可认定原告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的核实义务。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债权人董某在案涉房屋上设立了抵押登记，并向借款人史某交付了借款，没有证据证明董某在抵押登记过程中存有恶意，故董某已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抵押权。

关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理解适用。对于共同共有人尤其是夫妻一方找人假冒配偶将共有房屋抵押，债权人对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两种处理模式：一种是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认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同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另一种也就是本案的处理模式，认为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其他物权”，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在物权已进行外观公示的情形下，应判断债权人在抵押权设立时是否出于善意并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如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求，善意债权人应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以上两种处理模式分别体现了对善意债权人和共同共有状态下被冒名一方利益的保护，也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理解存在差异。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确实存在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对于该问题，原则上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根据债权人对冒签事实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以及是否尽到一定的审查和注意义务等相关事实，基于保护善意债权人合理信赖利益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考量，综合判断债权人是否善意。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每个人都会逐渐衰老，赡养，指的是子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那么法律对于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是如何规定的？近日，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赡养纠纷。

原告江某系被告刘某1和刘某2的母亲，2021年7月江某的老伴去世，此后江某便一直独居，生活自理。2022年7月中旬，原告江某因自己年老多病，生活困难，遂与刘某1、刘某2达成赡养协议，约定自2022年8月开始，刘某1和刘某2每月为江某提供300元生活费，江某今后生病所需费用由两兄弟共同承担。自协议达成后，刘某1和刘某2支付了原告五个月的生活费，自2023年1月后便未支付任何费用。江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自2023年3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600元；今后生病所需医疗费用由二被告均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本案原告江某76岁，已达法定赡养年龄，要求两被告承担赡养义务于法有据。根据法律规定，参照2022年度全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和原、被告生活收入状况等，判决支持被告刘某1、刘某2自2023年3月起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600元；原告江某今后生病所需医疗费，凭相关单据以报销后实际支出的金额为准，由二被告平均负担。

法官提醒

赡养父母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子女在履行赡养义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赡养义务附加任何条件。本案中，江某年老且体弱多病，需要子女赡养，现因生活困难要求两被告按月支付赡养费，两被告作为具备赡养条件的赡养人，应当积极履行赡养义务，确保赡养人安享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四名80后创业不走正道，低价购入二手品牌手机，一番包装变身网络店铺中的 “全新正品”手机，赚得盆满钵满，却让不少消费者掉入陷阱。

80后的曾某和肖某，一起从江西到深圳打工，在数码市场学习并掌握了一些维修手机技能。眼看着部分同行售卖翻新手机获得不菲收益，曾某和肖某很眼热。2022年2月，两人注册了一家网店，合伙在深圳市租房、雇佣员工，曾某妻子刘某丽和肖某前妻刘某也来帮衬，专门出售自制的“正品”品牌手机。四人分工明确，曾某负责收购二手机及手机配件，为员工发放工资; 肖某负责通过格式化、更换受损部件、配置充电器、耳机、数据线等，将收购的二手手机翻新，并用假冒的品牌手机包装盒包装、塑封，冒充品牌全新手机；刘某丽负责测试收购的二手机；刘某负责网店销售。

“全新正品”“质量保障”……网店醒目的标识打消了消费者的疑虑，由于定价比官方低，手机销量不断攀升，两人尝到甜头，先后开了5家网店，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997万余元。曾某、刘某丽夫妇共计违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肖某、刘某共计违法所得人民币22万元。

2023年2月，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查获作案现场，被告人曾某、肖某、刘某丽被抓获归案；4月，被告人刘某主动投案。案发后，四被告人均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曾某、肖某、刘某、刘某丽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属共同犯罪，均应予惩处。最终，依法判处被告人曾某、肖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丽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制假销假行为，不仅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更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创业非易事，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和路径，遵守法律法规，一旦触碰法律底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手机时勿贪图便宜，应到正规授权商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