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根据肇事司机（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任，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分为两种标准：

有责任时，交强险赔偿限额：

1、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80000元

2、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8000元

3、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

无责任时，交强险赔偿限额：

1、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8000元

2、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800元

3、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赔付特点：

1、在限额内，不用区分责任比例大小。

2、 无赔付次数限制，保单年度内即使多次出险都可以赔付

审理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1）鲁民申1008号

案 由： 股东知情权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3月18日

争议焦点：股东是否有权查阅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资料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时可查阅资料的范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民申100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仇家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女，193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再审申请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两份判决书作为新证据，以证明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属于三个独立的会计资料，会计帐簿不包括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

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案的有关资料。股东王**可查阅的财务资料的范围应限定为财务会计报告与会计账簿，不应包含会计凭证，二审法院对此未组织质证且未在判决书中予以回应。原判决对股东知情权做扩张解释，认定股东王**可查阅的财务资料包括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案的有关资料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判决股东王**在提起诉讼前申请查阅时可以聘请符合条件的人员辅助查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依法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东王**是否有权查阅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资料以及是否有权委托符合条件的人员辅助查阅。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时可查阅资料的范围。原判决判令王**可查阅的财务资料包括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案的有关资料等，适用法律正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尽管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但公司法并未规定在诉讼前股东申请公司提供查阅时，不得由会计师、律师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成良

审判员 闫爱云

审判员 司晓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谭玉洁

书记员陈东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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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退伙中不正当行为的认定审理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 由：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裁判日期： 2018年09月28日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罗 懿 王平 姚 月

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严耿斌 刘雯 季伟伟

山东高院：出借资质的被挂靠方应对实际施工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建筑企业将建筑资质借用给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用于承包施工工程，并向实际施工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实际施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授权人，在该工程施工期间，购买材料用于工程建设，买受人作为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实际施工人的代理行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建筑企业作为被挂靠方应对实际施工人欠付货款的行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审理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1）鲁民申272号

案 由：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2021年02月20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工程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某，男，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男，196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
再审申请人某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郑某、二审被上诉人刘某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4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某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某工程有限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并非涉案工程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原审依据刘某与某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认定刘某与郑某在2014年2月-8月期间签订的多孔砖买卖合同对某工程有限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并判令某工程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某工程有限公司虽与泗洪万昱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工程框架性工程承包协议并于2013年11月21日为刘某出具委托期限为6个月的授权委托书，但因某工程有限公司并未中标也未实际施工，涉案工程中标及备案的实际承包人为江苏昱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某承揽该案涉工程依托的实际施工单位为泗洪县天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原审也未查明刘某、郑某签订多孔砖合同的事实，且本案的多孔砖买买合同明显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二、原裁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在多孔砖合同未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判决某工程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刘某以自己的名义与郑某签订、履行合同，郑某也是基于对刘某的认识和信赖而签订、履行合同。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郑某提交意见称，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某工程有限公司应否对刘某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某工程有限公司与刘某签订挂靠协议，约定刘某以某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建涉案工程；同时某工程有限公司在与发包方签订工程承包协议后又向刘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刘某作为某工程有限公司代理人参加涉案工程施工有关事宜。某工程有限公司称涉案工程系刘某挂靠另外公司施工，某工程有限公司并未承包涉案工程，但这与其之后直接向发包方主张权利的事实不符，故原审对某工程有限公司的抗辩未予支持，并认定某工程有限公司、刘某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无不当。刘某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作为涉案项目的负责人、被授权人，向郑某购买多孔砖用于工程建设；而郑某在履行出售义务时也知晓多孔砖系用于涉案工程施工，原审据此认定刘某的行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郑某作为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刘某的代理行为，并继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认定某工程有限公司应对刘某的行为承担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范翠真

审判员 杜 磊

审判员 李金明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张俊峰

书记员 王福梅

公共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致使进入其经营场所的当事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该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应当限定在合理限度内，超出经营者或管理者能够注意的合理范围和区域的，其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上诉人）胡某、罗某诉称：锦江宾馆、王某未严格履行入住登记制度，且在警察询问时未积极配合，导致延误抢救时间，对胡某之死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793900元。

被告（被上诉人）仁怀市锦江宾馆、王某辩称：胡某并未与锦江宾馆订立旅店服务合同，且锦江宾馆对其死亡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月7日，案外人黄伟到仁怀锦江宾馆入住登记，并于1月8日办理了续住手续。在8日12时40分后，黄伟带领死者胡某从电梯进入了锦江宾馆。胡某从2019年9月中旬被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且于2019年12月31日在其家中服药自杀过，送遵义医院抢救。8日晚上8时许，胡某的好友和亲人发现其离家出走后，召集亲朋四处找寻。当日22时许，胡某家人到仁怀市公安局口头报警，称胡某可能存在自杀行为，希望求助值班警员调取天网视频监控帮助寻找胡某。当日23时许，公安人员通过天网监控查询到胡某与一名男子有在锦江宾馆出没的情况，破门进入黄伟房间后才发现胡某和黄伟两人，此时已处于无意识状态，立即送往仁怀市中医院抢救治疗，后因抢救无效死亡。仁怀市公安局中枢镇派出所于2020年9月8日出具《关于胡某、黄伟的死亡报告》载明：1月8日23时许，公安人员通过天网监控查询到胡某与一名男子有在一转盘建设银行旁锦江宾馆出没的情况，为此立即赶往锦江宾馆，在宾馆中多次询问宾馆老板是否知晓胡某和黄伟两人住宿的情况，宾馆老板表示对两人没有印象，后公安民警调取宾馆监控的同时，其余民警开始巡查，在宾馆纸质登记台帐和电脑系统中均没有胡某的入住登记记录，后在查找房间的过程中，宾馆老板称305房间的客人应该都是出去了的，因无法打开房门，故现场查房的警员暂时离开了该房间，但经过视频的调取胡某与一名男子从大厅位置经过后，乘电梯上三楼后再没有出来，于是民警立即用宾馆总卡对三楼房间进行搜查，后终于在305房间通过破门而入的方式发现胡某与黄伟，发现时两人已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进入宾馆到发现胡某两人的整个期间将近20分钟左右。2020年1月10日，仁怀市公安局中枢派出所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书》，载明“2020年1月10日我所在工作中发现2020年1月8日仁怀市锦江宾馆未落实实名登记，对住宿的旅客未按规定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造成305房间一人登记二人入住，决定对仁怀市锦江宾馆行政处罚200元。”庭审中，经询问，宾馆负责人王某表示已接受处罚且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2020年1月9日，仁怀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现场勘验笔录》，主要载明：“锦江宾馆305房间内，……，床头上见摆放农信社凭证条，凭证条背面上见写‘我是自愿自杀，与任何人无关，黄伟，一个下箭头，此人与我无关，我自愿，胡某字样’。…… ”另查明，《仁怀市锦江宾馆安全管理制度》中第五条“旅馆内不得酗酒、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如有访客请在大厅接待，访客要进入客房须主动在前台登记。”第七条“值班巡查人员要做到每天中午12前检查旅客的离店情况，检查各部位有无其他不安全因素。并于晚上12时前清查业访人员离店情况，如不离店必须做入住登记。”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7日作出(2020)黔0382民初6512号民事判决：驳回胡某、罗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胡某、罗某不服，向遵义中院提起上诉。遵义中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1）黔03民终381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锦江宾馆是否对胡某之死存在过错。首先，根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旅馆对住宿的旅客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而在本案中，案外人黄伟在锦江宾馆办理入住手续时并未与胡某同行，胡某系在案发当日跟随黄伟进入锦江宾馆的访客，故锦江宾馆同意入住的旅客仅为黄伟一人，而并非默认或故意让胡某不登记而入住。锦江宾馆未对胡某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属于其宾馆日常管理行为的过失，亦因违反前述行政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而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因此，锦江宾馆未对胡某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并不构成侵权法律关系中的过错行为，胡某的死亡与锦江宾馆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宾馆的管理人对入住宾馆的旅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界定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本案中，因为宾馆的经营场所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区域，所以对于宾馆的管理人而言，旅客一旦入住宾馆客房，客房内的区域即超出了宾馆经营者或管理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空间范围，而属于旅客的私人空间，旅客在客房的封闭区间内具有自主管理的义务。根据仁怀公安局的《现场勘验报告》和《死亡报告》,胡某的死亡并非因宾馆自身设施的安全隐患所致,亦非他人加害所致。胡某作为一名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其在宾馆房间内从事何种行为，已超出了锦江宾馆的合理预见和防范可能性。在事发后,锦江宾馆工作人员也履行了积极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故锦江宾馆对胡某之死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离婚后男方发现与女方的子女并非亲生，起诉要求撤销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若协议明显有利于女方，且女方无证据证明系男方基于其他因素而作出让步，则可认定该协议签订时受到了亲子因素影响，女方隐瞒与他人在受孕节点前后发生过无保护性关系的重要事实构成欺诈，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可予以撤销并依法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原告邹某某诉称：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关于婚生女邹某欣的抚养费及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分割的约定；2、请求判令原告停止支付婚生女邹某欣每月抚养费3,000元，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两个月抚养费4,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抚养婚生女邹某欣期间支出的共同抚养费暂计50万元；4、请求判令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归原告所有，对外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5、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6、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自由恋爱于2013年1月7日结婚，婚后生育婚生女邹某欣，双方生活期间经常因琐事吵闹，于2014年4月28日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进行约定，后原告与被告协商于2018年8月20日在民政局登记结婚，2020年5月29日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进行约定，离婚后，原告按照离婚协议执行，但是被告的朋友告诉原告，原告与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生育的女儿邹某欣并非原告之亲女，原告不敢相信，经过思想斗争，原告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婚生女邹某欣到成都新基因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邹某欣非原告亲生。这样的结果对原告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原告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给个说法，被告不理睬并威胁原告，不认同该结果，后又重新到华西司法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仍然为邹某欣非原告亲生女。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能判如所请。

被告吕某辩称：1.原被告于2012年8月分手，9月底两人复合，10月被告发现怀孕，原被告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邹某欣，此前双方均认为邹某欣系亲生女，两人因性格不合于2020年5月29日到成都高新区婚姻登记机构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应具有约束力。《离婚协议书》中未涉及邹某欣是否亲生的相关内容，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之前均认为邹某欣系亲生子，同时今年被告得知邹某欣非亲生的事实也是通过原告的告知及亲子鉴定报告结论才知晓，因此被告在主观上并未隐瞒该部分事实，且从《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与分割，并未体现是因原告认为邹某欣系其亲生产生错误认识而在财产分割时做出了让步。2.关于被答辩人主张停止支付婚生女邹某欣每月抚养费3,000元，并要求答辩人返还被答辩人已支付的两个月抚养费4,000元的问题，答辩人认可。3.原告主张返还50万元抚养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的问题，答辩人非因婚内出轨的行为导致邹某欣不是被答辩人亲生，并未违反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5.关于被答辩人主张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04号房屋应由被答辩人所有。该房屋系2018年5月11日原被告第二次离婚后，被告在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购入。

原告邹某某与被告吕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1年开始谈恋爱，于2013年1月7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后因买房原因，原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第一次离婚，于2014年5月28日复婚。后又因买房原因，原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第二次离婚，2018年8月20日复婚。在前两次短暂离婚期间，原被告实际仍然生活在一起，夫妻共同财产也并未分割。原被告于2020年5月29日协议离婚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主要约定：1、离婚主要原因为性格不合；2、女儿邹某欣由被告抚养，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3、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389556号】归被告所有，2020年5月29日起房贷每月8,500元由原告支付至2023年6月1日止；4、邹某欣平安保险费用每年由原被告各付一半；5、扬大波10万、胡红艳10万、保单贷款20万、吕某信用卡9万由原告偿还。

原被告在2011年开始同居。2012年10月左右，被告告知原告怀上原告的孩子，原告考虑到要对被告负责，而且被告一直没有生育子女，遂与被告于2013年1月登记结婚。被告于2013年6月8日生育一女邹某欣。原告一直以为邹某欣系自己与被告所生，与被告一同抚养邹某欣至原被告第三次离婚。后有朋友告知原告邹某欣不是他亲生，原告遂带邹某欣进行了亲子鉴定，经过两次鉴定，结论均为原告并非邹某欣生物学父亲即邹某欣并非原告亲生。

被告陈述其与原告在结婚前就发生过性关系，遂一直以为邹某欣系原告亲生，直至进行了亲子鉴定才知道并非原告亲生。被告称在2012年8、9月，曾与原告短暂分手，在分手期间其与追求她的其他男子短暂在一起十来天并发生了性关系。后在2012年9月底原被告复合，被告于2012年10月发现怀孕并以为是原告亲生。原告否认与被告在2012年8、9月曾经短暂分手，称自2011年后一直保持恋爱关系。

另查明，1.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位于街子古镇的一处山庄，该山庄的收入系原被告的主要经济来源。原被告经营山庄期间，被告负责收支各项费用包括收取每年租金，其中2016至2019年期间每年租金约为50万元。

2.被告在2013年12月出售了在跟原告结婚前购买的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二段134号1栋2单元3楼1号房屋（权0188533，建筑面积151.17平方米，简称华阳房屋）。原被告在2014年4月28日第一次离婚后，被告于2014年5月4日支付了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新街686号“景茂?雍水岸”12栋1单元2层201号房屋（简称西航港房屋）的首付款，系原告陪同被告前往开发商处购买。被告支付房款后，于2014年5月28日与原告复婚。被告于2017年将西航港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高强并签订了《房屋转让预约合同》。原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第二次离婚后，原告作为买受人于2018年5月16日贷款购买了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原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复婚。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该房屋市场价值为160万元，剩余贷款为90万元。原告希望房子归其所有，其补偿被告相应折价款。被告称没有钱补偿原告。

法院判决：一、撤销原告邹某某与被告吕某于2020年5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原告邹某某支付邹某欣抚养费、保险费以及原被告就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的相关约定；二、被告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邹某某返还离婚后已收取的邹某欣抚养费4,000元；三、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三环路五段188号119栋5单元5楼504号房屋【川（2018）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389556号】归原告邹某某所有，后续贷款由原告邹某某负责偿还，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吕某支付房屋分割折价款490,000元；四、驳回原告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吕某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3日作出（2021）川01民终523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生效判决认为：吕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女性，对不采取避孕措施发生性关系有怀孕的可能应当有所认知，即便邹某某知道吕某在分手期间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也无法判断女方怀孕的具体时点，由于怀孕的身份特殊性，吕某应对其不存在隐瞒受孕子女可能并非邹某某的事实承担更高的举证证明责任，而吕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结论，故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离婚协议书》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导致邹某某在财产分割上作出巨大让步。吕某主张邹某某在财产分割上作出巨大让步的原因系其约定将凤棲山庄的经营权归邹某某所有。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山庄经营权，吕某本人也承认山庄系邹某某婚前取得，亦未举证吕某取得过山庄经营权，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吕某还主张邹某某急于离婚与前妻复合，以及存在婚内出轨，故《离婚协议书》中邹某某就财产问题作出让步。本院认为，吕某二审提交的视频资料及录音对于邹某某存在婚内出轨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审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21）最高法民申2922号

案 由： 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6月21日

争议焦点：被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的手段

裁判要旨：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交易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29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男，196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

一审被告：董**，男，195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再审申请人李**因与被申请人袁**、一审被告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袁**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袁**通过云信新安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获得2倍杠杆银行资金，再通过云信富春3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21号资产管理计划层层嵌套，最终投资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精工）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合同应进行穿透识别，《云信新安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系以信托形式掩盖的非法场外配资合同，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二、李**与袁**并非共同投资关系，《差额补足协议》第1.2.3条“李**同意以人民币壹亿元为限为袁**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体现了双方之间意欲设立担保关系，该约定因不存在主债权债务关系而应认定为无效。三、《差额补足协议》的实质系为袁**违法违规投资行为的保底承诺，违反投资风险自负原则、违背证券业监管法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当认定无效。四、《差额补足协议》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系含有博彩性质的赌博行为，应当认定无效。五、《差额补足协议》第2.2条约定，袁**减持前应当通知李**并征得同意,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袁**在减持前通知过李**,袁**明显违反前述约定，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全部损失。二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予以纠正。

本院经审查认为，判断案涉《差额补足协议》是否有效，应衡量该《差额补足协议》内容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禁止性规定，构成了操纵、影响或者扰乱证券交易市场的情形。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交易市场。本案中，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内容看，双方约定了袁**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参与认购上市公司东方精工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出资劣后本金8000万元，对应优先级金额16000万元，认购股份金额23200万元。李**、董**同意对袁**或其指定主体认购东方精工股份全部出售时收回的本金及收益按袁**认购金额计算不足年化10%部分，以1亿元为限承担担保责任。该协议还约定了认购的东方精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减持、超级收益的支付以及协议的作废、变更和解除等，协议中并无双方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或者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及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等操纵或者影响、扰乱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约定。此外，双方当事人通过《差额补足协议》最终投资的股票为上市公司东方精工定向增发的股票，而非已经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股票。该定向增发的股票具有较长的交易锁定期，且锁定期满后上市交易还需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一般不会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从而危害金融秩序。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系合同各方对东方精工股票未来价值做出商业判断后进行的风险以及收益的预先分配，《差额补足协议》中既有对袁**投资风险的保障承诺，也有李**、董**对超过年化10%部分的投资收益分得20%的约定，该协议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并非含有博彩性质的赌博行为，也不违反证券交易风险自负的原则。该《差额补足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约定李**、董**以1亿元为限对袁**未能实现的收益或者产生的亏损承担担保责任，但该担保责任系李**、董**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并非合同法或者担保法所规定的具有从属性质的担保责任，李**主张的因不存在主债权债务关系而应认定该担保责任为无效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信守合同义务。

关于李**提出的袁**通过信托计划获得2倍杠杆银行资金，再通过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层层嵌套，最终投资东方精工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属于以信托形式掩盖的非法场外配资合同，对于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合同应进行穿透识别并认定为无效的申请理由。本院认为，对于信托公司开展或参与的多层嵌套等融资活动，应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缺乏相应融资融券资格的市场主体通过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场外配资业务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李**、董**虽主张袁**的行为构成了多层嵌套和场外配资业务活动，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主张。司法实践中，有关营业信托纠纷主要规制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场外配资业务纠纷主要规制缺乏融资融券资格的资金融出方与用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申请人李**显然并非上述相关营业信托业务或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关系主体，并且上述营业信托业务或场外配资业务是否合法有效并非本案必须审理查明的基本案件事实。因此，本院对于李**提出的该项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李**提出的根据协议约定袁**减持前应当通知并征得其同意,袁**违反协议约定未履行通知义务即减持，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全部损失的申请理由。经查，双方《差额补足协议》第2.2款约定，股票解除锁定后如袁**在股价低于年化收益10%以下减持，则需获得李**、董**的同意。该协议第1.2.2款约定，如于股票解除锁定后8个月内李**、董**要求袁**不得减持股票，则李**、董**应当对袁**持有的股票市值进行现金补仓。袁**于2018年7月8日通过EMS向李**、董**分别寄出《股票减持通知书》，载明：“本人将于2018年7月15日开始逐步减持认购的东方精工股票，直至减持完毕，请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三日内给予本人书面答复是否同意减持，如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三日内未书面答复，则视为你同意本人减持股票，本人在减持完毕东方精工股票后通知你应承担的差额补足金额。”寄给李**的邮件于2018年7月9日妥投，寄给董**的邮件于2018年7月12日签收。袁**就减持事宜通知董**后，董**并未依约补仓，李**作为董**的共同责任人应当知道袁**减持事实。故李**提出的未收到袁**减持股票通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在李**、董**知悉袁**意欲减持股票时既未明确表示反对亦未依约进行现金补仓的情况下，袁**减持股票的行为符合《差额补足协议》约定，既无过错也未违约。原审判令李**、董**以10000万元为限承担差额补足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李**的再审请求与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延忱

审判员 黄 鹏

审判员 郁 琳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高玥

书记员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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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21）最高法民申2936号

案 由：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裁判日期： 2021年5月24日

争议焦点：买受人对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29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案外人）：陈**，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五一中路132号民航广场1208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新店镇金城投资区。

再审申请人陈**因与被申请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酒店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闽民终**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2020)闽民终**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确认陈**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3.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生效判决以陈**与**公司之间商品房交易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对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缺乏法律依据。陈**已支付全部购房款，并在法院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诉争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并非陈**自身过错原因造成，陈**对讼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在于陈**对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陈**的再审请求与理由以及相关案件事实，对陈**就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的问题。陈**提交了案涉三处房产的《福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该表“申请事由”处记载“因未售，申请产权保留”，此与陈**所主张的商品房交易内容相矛盾。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就付款方式约定，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甲方预交人民币1000元作为定金；乙方所付购房款必须存入预售款监管账户。而在本案中，陈**与**公司的实际履行情况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相符。另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五、十六条可知，双方签约后一个月内应依法向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登记备案且合同经登记备案后生效，而陈**并未提供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的登记备案证明。故而，在陈**所提供证据材料与其所主张事实相悖，各方当事人并未按合同内容实际履行以及无法确认案涉合同效力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认陈**与**公司之间关于案涉房产的商品房交易的真实性。

第二，关于案涉房屋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被陈**合法占有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目前案涉房产中的2#楼03店面、2#楼04店面由陈**占有使用；2#楼110单元房产与3#楼112、113单元房产打通为一体，且目前由陈**出租他人使用。

第三，关于案涉房屋价款是否全部支付的问题。陈**仅提供了**公司开具的三张收据用以证明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但陈**提供的用以证明已付全部购房款的证据与《商品房预售合同》就付款方式的约定不符，且没有转账凭证或者**公司相应的入账记录，陈**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明材料予以佐证，故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证明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四，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问题。根据陈**提供的《房屋登记簿》记载，**公司于2010年5月25日进行保留登记，案涉房产始具备过户登记条件。而陈**提供的《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房屋交易申请表》及《权证遗失申请补证具结书》仅可证明**公司的补证申请时间为2016年12月，并不能证明权证遗失的时间，亦不能证明交房后直至2016年12月非因陈**的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另外，陈**自认金银城广场3#楼112、113单元房产目前登记在其妻子名下，并已于2010年5月办理了权属登记手续。在诉争房屋所在房地产项目的其他房屋已经为其他买受人办理了权属登记的情况下，案外人如不能举证证明诉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确实存在不得归责于己的特殊情况，人民法院难以认定案外人关于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主张成立。因此，本案不满足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阻却执行的要件，陈**对讼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陈**的再审请求与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延忱

审判员 黄 鹏

审判员 郁 琳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高玥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