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被告许某、王某于2001年6月27日登记结婚。 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12日期间，许某某使用其曾用名向原告出具收条10张，载明收到船舶物料若干，所涉金额共计181870元。在婚姻存续期间，被告王某某于2014年5月24日通过手机转账向原告支付10000元，于2014年12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10400元，于2015年2月24日向原告支付现金10000元，于2015年5月24日向原告支付现金20000元；共计50400元，用以偿还涉案物料款。2015年7月7日，两被告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双方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姻关系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务由男方承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许某某偿付原告剩余物料款及利息；被告王某某就上述债务与被告许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据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许某某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关系。作为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在原告已依约向被告许某某提供船舶物料的情况下，被告许某某负有按照收据所载数额向原告偿还物料款181870元的义务。鉴于原告已从被告王某某处收到涉案物料款50400元，尚余物料款131470元，被告许某某对此负有支付义务。对于原告提出被告许某某应以其欠付的物料款数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利息的诉请，鉴于案涉收据没有约定物料款的给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双方既无约定又无法按照交易习惯予以确定时，涉案物料款应视为即时交付，原告诉请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被告王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鉴于上述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被告王某某向原告偿还物料款的行为足以证明涉案债务系在两被告共同经营过程中产生，根据规定，应由被告王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婚姻关系期间所发生债务由被告许某某承担，但该协议属于两被告之间的约定，仅能约束两被告，不能约束原告，亦不能因此免除被告王某某的债务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许某某偿付原告物料款131470元及利息；被告王某某就上述债务与被告许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说法

夫妻共同债务应如何认定？非举债方配偶与债权人利益应如何平衡？这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法学理论中长期存在巨大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原《婚姻法》以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标准。这一标准对债权人苛以较高的举证义务，在实践中引发夫妻借助“假离婚”等手段损害债权人权益的现象。为扭转此种现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所订立的债务，只要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立场强化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但同时存在矫枉过正、损害非举债方配偶权益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出台《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以下三条规则：第一，“共同签字”“事后追认”等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共债共签”原则；第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三，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证明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本案中，相关收据均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签署，原告主张相应债务系在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许某某多次向原告购买船用物料，被告王某某则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原告偿还物料款，购买行为与付款行为能够形成对应关系，足以认定上述债务是在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由两被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中另外一个争议焦点则是两被告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发生债务均由男方承担”的约定，能否作为免除被告王某某对涉案债务偿还责任的依据。上述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离婚协议中不承担债务的一方在面对债权人追讨或诉讼时，往往以自己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进行抗辩。对此，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的处理，仅对离婚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否则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债权人仍有权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同时，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可以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就本案而言，被告王某某承担清偿责任后，可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另行向被告许某某主张承担相应责任。

转自丨山东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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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人殴打、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了重大损害的客观后果，但是防卫措施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2016年1月初，因陈某在甲的女朋友的网络空间留言示好，甲纠集乙等人，对陈某实施了殴打。1月10日中午，甲、乙、丙等6人（均为未成年人），在陈某就读的中学门口，见陈某从大门走出，有人提议陈某向老师告发他们打架，要去问个说法。甲等人尾随一段路后拦住陈某质问，陈某解释没有告状，甲等人不肯罢休，抓住并围殴陈某。乙的3位朋友（均为未成年人）正在附近，见状加入围殴陈某。其中，有人用膝盖顶击陈某的胸口、有人持石块击打陈某的手臂、有人持钢管击打陈某的背部，其他人对陈某或勒脖子或拳打脚踢。陈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式水果刀（刀身长8.5厘米，不属于管制刀具），乱挥乱刺后逃脱。部分围殴人员继续追打并从后投掷石块，击中陈某的背部和腿部。陈某逃进学校，追打人员被学校保安拦住。陈某在反击过程中刺中了甲、乙和丙，经鉴定，该3人的损伤程度均构成重伤二级。陈某经人身检查，见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

案发后，陈某所在学校向司法机关提交材料，证实陈某遵守纪律、学习认真、成绩优秀，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公安机关以陈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陈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陈某释放同时要求复议。检察机关经复议，维持原决定。

陈某的行为虽有防卫性质，但已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罪。检察机关则认为，陈某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陈某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任何人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都有予以制止、依法实施防卫的权利。本案中，甲等人借故拦截陈某并实施围殴，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陈某的反击行为显然具有防卫性质。

第二，陈某随身携带刀具，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对认定正当防卫有影响的，并不是防卫人携带了可用于自卫的工具，而是防卫人是否有相互斗殴的故意。陈某在事前没有与对方约架斗殴的意图，被拦住后也是先解释退让，最后在遭到对方围打时才被迫还手，其随身携带水果刀，无论是日常携带还是事先有所防备，都不影响对正当防卫作出认定。

第三，陈某的防卫措施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防卫过当。陈某的防卫行为致实施不法侵害的3人重伤，客观上造成了重大损害，但防卫措施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陈某被9人围住殴打，其中有人使用了钢管、石块等工具，双方实力相差悬殊，陈某借助水果刀增强防卫能力，在手段强度上合情合理。并且，对方在陈某逃脱时仍持续追打，共同侵害行为没有停止，所以就制止整体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来看，陈某持刀挥刺也没有不相适应之处。综合来看，陈某的防卫行为虽有致多人重伤的客观后果，但防卫措施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依法不属于防卫过当。

2023年1月4日20点左右，外来返乡人员王某途经高铁站公交车进出站口时，因自来水公司所有的窨井盖未盖好，导致摔倒致面部受伤。王某于当晚20时27分通过110报警处理该事。后自行到某医院就诊。2023年1月9日，王某至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伤后误工18日，护理4日，营养4日。王某向自来水公司索赔，自来水公司认为无证据证实王某是因为窨井盖存在缺陷或安全隐患摔倒受伤，拒绝赔偿。双方就是否因窨井盖存在缺陷或安全隐患致王某摔倒受伤产生争议，遂诉诸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特殊性，一是法院现场勘察时，发现窨井盖周边确无摄像头等监控设备，造成王某提供完整证据的客观不能；二是损害发生周围地面，除窨井盖外，各处地面较为平整，难以造成损害；三是该窨井盖位于公交车进出站口，位置特殊，容易受到出入站车辆碾压，引起松动，自来水公司对该处窨井盖的管理责任应大于一般窨井盖的管理责任。综合考虑到此种损害发生涉及老百姓“脚底下的安全”，故在综合审查以上事实及证据，及王某在损害发生后，主动及时报警并自己留存事后照片佐证。法院认为，损害发生与自来水公司该处窨井盖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同时，需特别指出的是该窨井盖位于公交车站进出口，不但属于高风险区域，而且非人行道。王某在损害发生时，实际是绕过人行道，并通过危险区域出站，其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即应自行承担70%的责任。经认定，王某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311.22元，最终法院判决由自来水公司赔偿原告王某经济损失1893.36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因窨井盖引发摔伤，一定要及时留存证据，避免事后产生争议：一是观察附近有无摄像头，如有摄像头，要及时向负责管理摄像头的单位调取资料存证；二是如摔伤时周边有行人、旁观者，要请求他们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作证；三是及时报警，请民警对现场情况、事发原因进行调查，并出具处理意见；四是要主动拍摄自身伤情情况，井盖及周边路面环境状况的照片；五是保留有关医治伤情的诊断证明和医嘱。如若纠纷中还存在误工损失，伤者有固定工作的，要尽可能充分地提交能客观反映误工损失的证据。另外，行人出行时要注意道路安全，尽量走人行道，不要图省事贪快走车行道。

转自丨山东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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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案件事实：

2021年7月29日、8月14日、8月16日、8月19日、9月26日，原告分别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170000元、49000元、40000元、60000元、10000元；2021年8月5日，原告向案外人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2021年8月9日，原告通过刷信用卡的方式将49000元转入汽车销售服务账户，上述转账共计398000元。2021年8月20日，原告（出借人）与被告（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因借款人资金紧张，出借人借给借款人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3个月，从2021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止，借款人于2021年9月18日前归还借款壹拾万元整，于2021年9月25日前归还借款壹拾万元整，余款贰拾万元整于2021年10月30日前归还；借款利息为月息，8月、9月、10月各壹万元整，利息按月支付，原告在中陈述，上述借款均是应被告要求而转，实际均为被告向原告借款，也都计入了《借款协议书》中载明的借款400000元中；另，原告自认交付给被告的部分借款来自于银行贷款（包括2021年7月29日贷款170000元、8月9日刷信用卡49000元、8月14日贷款49000元，合计268000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原告自认其交付给被告的借款中有268000元来自银行贷款所得，故该部分的借贷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被告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被告应返还原告款项，并支付利息。对于其余借款132000元，该部分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及时归还原告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对于利息金额，经本院核算，暂算至2021年10月31日为4187.09元，以后利息以13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案例中，原告出借资金中部分来自于金融机构信贷，包括银行贷款所得以及信用卡套现。信用卡是一种银行发给特定的持卡人用于透支消费的凭证，仅能向特定的商户买东西或消费，而没有民间私人借贷交易的功能。现实生活中，信用卡套现已成为比较普遍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一种方式。

而司法实践中，利用信用卡套现或从银行贷款所得将资金出借给他人的例子不在少数。由此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在何种情形下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出借人的借款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的，才能认定该借款合同无效。如果利息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可以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认定其借款合同有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借款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所得，再将款项出借给他人的，一律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无论当事人之间对利息如何约定，该约定均无效。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一方及子女所有,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其后另一方因负债被第三人申请执行房产，一方及子女所享有的房屋变更登记请求权是否能阻却执行，应结合具体案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各方当事人享有权利的性质，另一方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等。二、权利取得的来源与时间，约定享有房产所有权的一方对房产的变更登记请求权是否早于另一方与第三人形成的债权。三、考量案外人的过错程度，案涉房屋产权未变更登记是否属案外人自身原因造成。四、价值考量，案件裁判结果是否偏离公众所能接受的认知范围。

刘某甲系赵某与刘某乙的婚生女。刘某乙有房屋1套，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均为刘某乙。2014年4月30日，刘某乙因房屋翻修改造一事签订协议。2014年9月29日，赵某与刘某乙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原以刘某乙登记的拆迁还建房及所有补偿的所有权归赵某及刘某甲共同所有。双方于协议书签订当日办理了离婚登记。

2016年4月29日，刘某乙因业务

发展需要向硒部家园公司申请期限为六个月短期财务性投资100万元，并用还建房一套作为此笔投资资金抵押担保。后因刘某乙未按期返还借款，硒部家园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硒部家园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申请诉讼保全并提供担保，该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查封刘某乙享有的150平方米的还建房权益，期限为两年。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硒部家园公司依据民事调解书向来凤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在执行中作出执行裁定，续查封涉案房产进行评估拍卖。赵某、刘某甲于2021年7月26日提出书面异议，要求立即中止执行并解除查封。该院于2021年8月9日作出执行裁定：驳回赵某、刘某甲的异议请求。赵某、刘某甲不服该裁定于2021年8月26日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本案中，因案涉房屋登记在刘某乙名下，赵某、刘某甲主张基于离婚协议中对共同共有财产分割的约定而享有依法可以排除案涉房屋被强制执行的权益。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刘某甲对原登记在刘某乙名下的房屋因拆迁的还建安置房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9条指出，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一般应当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判断。赵某、刘某甲作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登记于刘某乙名下房屋，系赵某与刘某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赵某与刘某乙基于前述房屋拆迁应得的拆迁利益延续到拆迁安置房中，由于刘某乙与赵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拆迁还建房及所有补偿的所有权归赵某及刘某甲共同所有，故赵某诉请对案涉房屋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本院予以支持。另，赵某与刘某乙签订离婚协议至今，案涉拆迁还建安置房屋尚未交付，案涉房屋亦未特定化，现不能确定赵某、刘某甲以及刘某乙对哪套房屋享有权利，以及各自的份额。故，一审法院在执行刘某乙与硒部家园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将案涉房屋作为刘某乙的财产予以执行，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停止对案涉还建房权益的执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伤事故达成赔偿协议，但约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低于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当认定为显失公平。劳动者请求撤销该赔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被告刘某系个体工商户，为某加工厂业主。原告黄某在某加工厂上班，2009年7月17日15时10分，原告在工作时受伤，到广汉市骨科医院和广汉市人民医院救治，某加工厂垫付了医药费。2009年8月3日，某加工厂向德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原告所受伤进行工伤认定。2009年8月4日，原告出院。同日，原告与某加工厂就工伤事故赔偿达成协议，协议书未加盖被告公章，由某加工厂生产厂长刘漳明代表厂方签字。协议签订当日，原告收到了厂方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一次性护理费4000元，并出具收条一份。2009年8月21日，德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受理了被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于同年10月10日作出了工伤认定，2010年2月9日，经德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黄某为十级伤残。2010年5月11日，黄某申请广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赔偿协议无效，2010年5月11日，广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向黄某送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双方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放弃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除甲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停工留薪待遇、交通费、住院补助费合计2927.92元外，甲方付给乙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一次性护理费等合计人民币4000元。二、双方于本协议签订日自愿解除劳动关系。甲方于本协议签订日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乙方向甲方出具领款凭据。甲、乙双方就此事项涉及的经济往来全部结束。三、甲、乙双方就此事项签订本协议作一次性了断，乙方保证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以此事项再向甲方提出任何经济赔偿……”一审法院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黄某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案由是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还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以及当事人主体确认问题；二、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显失公平。首先，关于本案案由及被告主体问题。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当事人在一审中请求撤销双方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但其请求不涉及工伤赔偿的实体处理，故本案案由属合同纠纷项下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故广汉市人民法院将本案按照一般民事诉讼处理，以业主刘某为当事人，并无不妥，亦无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关于赔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范，上诉人黄某主张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的问题。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其构成要件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不属于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原因导致的显失公平。本案中上诉人黄某伤残等级为十级，其应获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7个月本人工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10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平均工资）。被上诉人刘某支付给上诉人的各项赔偿费用合计6927.92元（含医疗费），显著低于上诉人应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另，一般的合同关系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纠纷，而本案中，双方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虽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但本案的处理并非针对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涉及劳动者的生存权益。故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使黄某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构成显失公平。

刘女士和赵先生是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在携手相伴的日子里，他们为未来谋划了许多种甜蜜的模样。前些年，赵先生看着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人流如织的奶茶店，不禁动了创业的心思，希望刘女士支持他在学校里开一家小奶茶店。刘女士自然双手赞成，并且立即向赵先生转账10万元。不想天有不测风云，奶茶店刚刚选址，装修还没完成，突如其来的疫情就打乱了小两口的全部计划。生活的艰难、矛盾的反复，最终将这对恋人推向了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1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女士多次想要回这笔钱，但赵先生一直表示拒绝。最终，二人在槐荫法院的法庭上再次相见了。

二、开展化解

法庭上，听完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法官对这起案件有了大概的了解。对于刘女士向赵先生转账10万元的事实，双方都并未否认。但关于这笔钱的性质，二人各执一词：刘女士认为这是她向赵先生出借的借款，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赵先生认为这是二人合伙经营奶茶店的投资，做生意有赔有赚，开店失败了，损失大家应该一起承担。恋人在共同生活期间，生活支出共同负担，创业做买卖一起出资，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关于这笔“出资”如何认定，其实法律也早就有了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伙关系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经营共同事业而设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民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并不必然要签订书面的合伙合同，但双方对于利润如何分配、风险如何承担，必须作出明确约定。否则，在合伙关系无法被认定的情况下，一方的出资就可能被认定为民间借贷。回到这起案件，赵先生的奶茶店还没有正式营业，自然谈不上分配利润。而在开店的过程中，双方也没有对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如何分配进行过书面或口头的协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判断，这笔钱确实应当属于借款。但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法官并没有急于宣判，而是用“背靠背”的方式逐一进行释法说理。赵先生在事业与感情上接连遭遇挫折，昔日恋人把自己告上法庭，确实从情理上难以接受。但人情不悖法理，面对已经产生的问题，唯有积极面对，拒绝逃避，才能更顺利地开启生活的下一页。刘女士想收回自己的借款无可厚非，但对方手头确实并不宽裕，比起一纸胜诉判决，更重要的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让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能够“落地”。在法官的反复沟通下，刘女士放弃了对利息的请求。判决送达后，赵先生当庭向刘女士支付了5万元，并表示将尽快筹措余款，在法定期限内自觉履行判决内容。

三、经验总结

来源：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