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合同中经常存在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形，当出借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应当由谁来承担还款责任？

2021年11月，张乙作为借款人向张甲借款50 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甲现金50 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用期十天，利息2分，张乙在借条中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后经催要，该借款未予偿还。张甲以张乙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但在开庭当天，到庭的并非被告张乙，而是张丙。张丙称，借款时虽然是张乙借的，但实际上是张丙使用的，并自愿申请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承担还款责任。经询问张甲，其对此毫不知情，但同意张丙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张乙作为借款人向张甲借款50 000元，有当事人陈述、张乙出具的借条等证据予以证实，事实清楚，双方间的借款关系依法成立。虽然张丙表明案涉借款实际由其使用，但张甲对此并不知情，因此，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乙作为借款人应按约定偿还借款。张丙自愿作为本案被告加入诉讼，经本院释明后，仍自愿与张乙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债务加入，本院予以确认，最终判决张乙与张丙共同归还张甲借款共计50 000元，关于利息，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判决现已生效。

面对借款合同中经常存在名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形，首先，需要根据双方举证判断出借人对于名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况是否知情或应当知情。如出借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借款合同则直接约束出借人和实际用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款的合同责任。如出借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委托借款关系，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名义借款人承担清偿责任；出借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委托借款关系，如实际用款人依据当事人申请追加或自己申请参加到诉讼中时，法院应向出借人释明其有权选择相对人，选定实际用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就不应再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选定名义借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法院可以释明名义借款人在本案中向实际用款人提出权利主张，在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判令实际用款人向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被告人熊某恒等人违反国家规定，结伙出资购买空白微信号和一款智能群发、加人、拉群的营销软件，以及通过网络购买他人求职信息等方式，非法添加微信好友，制作成品微信号出售或者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并从中获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不愿该信息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如属于公民隐私类信息或泄露后可能会产生极其不良后果的信息，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也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各被告人非法获取的微信号，因微信不仅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同时还具备社交、支付等功能。微信号和手机实名绑定，与银行卡绑定，和自然人一一对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个人信息包括账号密码，故微信号可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综上，各被告人出于非法目的，在未取得权利人同意及授权的前提下，非法获取他人微信号并转卖牟利，使他人个人信息陷入失控及泄露风险，并从中获取巨额违法所得，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熊某恒等人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雇主责任险中，被保险人是雇主，保险人承保的是雇主的风险，而雇员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雇员原则上并非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金的适格原告。并且，雇主责任险是以雇主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的险种，保险人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以雇主依法应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条件，雇主没有责任或者责任金额无法确定，均不能引起雇主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因此，在无证据证实雇主因雇员的受伤遭受了确定的损失，且雇主未授权其他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情况下，雇员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保险公司无需负担对雇员的理赔责任。

审理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 （2023）鲁民申3676号

案 由： 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23年06月13日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保险公司再审申请人朱某因与被申请人某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1民终2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关于某物业公司无损失且某物业公司未授权其他人直接向保险人索赔的认定错误。朱某在本案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某物业公司已授权提起诉讼。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以某保险公司保障的是某物业公司对其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现无证据证实某物业公司因朱某的受伤遭受了确定的损失，判决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属于应当赔偿的情形。涉案保险合同约定了朱某评残使用的工伤标准和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计算标准及伤残赔偿金计算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规定，涉案保险合同作为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免除朱某义务、排除某保险公司权利的约定无效，且在格式条款存在争议时应当作出对某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3.涉案交通事故属于保险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只要是保险责任，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就应当赔偿。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朱某有权向某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朱某能否依据涉案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赔偿金。首先，从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看，被保险人是雇主某物业公司，保险人某保险公司承保的是雇主的风险，而作为雇员的朱某并不是涉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朱某原则上并非向某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金的适格原告。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但根据雇主责任险的性质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雇主责任险是以雇主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的险种，保险人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以雇主依法应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条件，雇主没有责任或者责任金额无法确定，均不能引起雇主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朱某系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致伤，且第三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如向某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金，需提交雇主某物业公司应当对其受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责任金额的相关证据，但从本案卷宗载明的证据看，并不能直接确定某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及应当承担责任的金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朱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元文

审判员 尹哲璇

审判员 董立强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晓旭

书记员 石 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某公司在收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劳动仲裁裁决后，发现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仲裁裁决书最后一段“不服本裁决，自本裁决收到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邮寄了起诉状。案涉劳动仲裁裁决不属于终局裁决，某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立案审理。案涉劳动仲裁裁决系由西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某公司认为根据级别对应原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为一审法院。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其无管辖权，则有责任和义务将某公司的起诉尽快立案受理或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原审裁定剥夺了某公司的合法诉讼权利，导致某公司丧失了举证、质证及陈述、辩论的机会。某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请求撤销民事裁定，裁定由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本案，支持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的“本法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一裁终局”的情形，同时根据该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的应为“一裁终局”的仲裁裁决。案涉仲裁裁决的数额已超出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某公司对此亦予以自认，故其不属于“一裁终局”的仲裁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某公司如不服仲裁裁决，应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但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对其起诉不予受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的对象为已立案受理案件，而本案尚未受理，某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亦应依职权移送的理由并不能成立。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规制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服务行为的部门规章，对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准入、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准入等方面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但法律并不禁止网约车平台公司在上述方面作出严于法律的要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无暴力犯罪记录”，滴滴公司与网约车驾驶员签定的合同约定“无犯罪记录”，该约定系基于最大程度保障公众安全出行所制定，较之部门规章的要求更严，但并不违法；同时滴滴公司在合同中以加粗提示、说明的方式明确从事网约车司机需“无犯罪记录”，该约定合法有效，滴滴公司有权封禁有敲诈勒索犯罪记录的网约车司机账户。

原告牛某诉称：被告滴滴公司、滴滴苏州分公司系网约车运营平台“滴滴车主”的经营方，原告系该平台注册司机。原告于2018年6月与被告签署服务合作协议，注册成为该平台司机，并于2018年9月30日取得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于2019年4月8日办理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是双证齐全的合规司机。2020年7月14日，被告突然封禁了原告的账号，封禁的理由是未通过平台综合背景评审。原告具备网约车驾驶员的相关资质，是官方认可的合规司机。被告封禁原告账号，违反合约且不诚信。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恢复原告“滴滴车主”APP账号服务功能。

被告滴滴公司、滴滴苏州分公司共同辩称，答辩人对原告的账户停止服务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不得有暴力犯罪记录，原告注册时与答辩人在线签订的平台用户规则第2.1条约定，车主有犯罪记录或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包括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永久停止服务。本案中，答辩人在定期安全检查中发现原告有暴力犯罪记录，基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并出于对不特定乘客人身安全考虑，答辩人对原告账户停止服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8年6月，牛某在滴滴公司的“滴滴车主”APP中注册账户，作为快车司机为乘客提供网约车服务。2018年9月30日，牛某取得苏州市运输管理处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书。后滴滴公司在对牛某进行背景审查时发现牛某曾有敲诈勒索犯罪记录，并于2020年7月14日封禁了牛某的“滴滴车主”账户。牛某认为滴滴公司封禁账户行为无法律依据，遂诉至该院。

另查明，2017年1月3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213刑初55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李某、陶某、牛某经预谋，约定由被告人李某以发生性关系为诱饵，将被害人于某约至无锡市梁溪区某酒店某房间内，由被告人陶某冒充李某的丈夫捉奸，由被告人牛某拍摄被害人于某的裸体视频，试图以此勒索被害人于某人民币30万元。2016年10月23日晚，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于某约至上述酒店房间内，被告人牛某拍摄被害人于某的裸体视频，被告人陶某持电棍对被害人于某进行殴打，但由于被害人激烈反抗并逃走，犯罪未得逞。该院认为，被告人李某、陶某、牛某结伙敲诈勒索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对牛某判处实刑。该案已生效。

又查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二)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 无暴力犯罪记录；(四)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再查明，在“滴滴车主”APP上进行注册需签署《专快车服务合作协议》，该协议项下加粗了“第八条 承诺与保证 您登录应用程序、通过应用程序接单或服务乘客，您作出如下保证及承诺：（一）您满足以下网约车司机标准”，在“（一）您满足以下网约车司机标准”项下载明“……无犯罪记录、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无吸毒记录、无精神病史，最近连续3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且三年之内无重大交通事故；无下列疾病……”；“用户违规行为及责任 1.用户涉嫌犯罪，或车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准入条件，应承担以下违规责任：①车主有犯罪记录或达到犯罪标准的，包括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永久停止服务……”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苏0505民初501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牛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滴滴公司是否有权封禁牛某的账户。本案中，首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二)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 无暴力犯罪记录；(四)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牛某曾于2016年10月23日与案外人李某、陶某预谋，并由李某将被害人于某约至预定地点，牛某拍摄被害人于某的裸体视频，被告人陶某持电棍对被害人于某进行殴打，后由于被害人激烈反抗并逃走，犯罪未得逞。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李某、陶某、牛某结伙敲诈勒索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并对牛某判处刑事责任。在上述犯罪行为中，虽然牛某未对被害人直接实施殴打等伤害人体的行为，但其与李某、陶某构成共同犯罪，且牛某对被害人拍摄裸体视频，本质上对于被害人的隐私权、羞耻心、自尊心等均造成伤害，对受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该行为属于暴力犯罪范畴。虽然牛某曾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通过了苏州市运输管理处及滴滴公司的审核，但滴滴公司在后续审核中发现了牛某曾犯敲诈勒索罪，并据此封禁牛某账户，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其次，从牛某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时签署的申请表及发放表来看，牛某向苏州市运输管理处两次承诺无暴力犯罪记录，并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牛某应自行承担其承诺与事实不符的相应的法律后果。

再次，从牛某注册账户时与滴滴公司所签署的合同来看，滴滴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对于用户注册时需遵循相应的协议与规则进行了多次加粗提示、说明，采取了合理方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明确载明用户需无犯罪记录，若有犯罪记录，用户将承担永久停止服务的违约责任。牛某对于上述协议均予以认可并完成了注册手续。牛某曾有敲诈勒索犯罪记录，其在办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时就已经注意到该记录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并就相关事宜询问工作人员，可见牛某自始至终明白该记录对于其能否从事网约车业务具有重大影响，并对此有着高度注意，其在注册滴滴车主账户时对于协议中关于用户需无犯罪记录的约定系知晓并同意。现滴滴公司在审查中发现牛某存在敲诈勒索犯罪记录，牛某不符合协议约定的网约车司机标准，滴滴公司有权封禁牛某的账户。

另外，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给消费者的出行带来了巨大便利，但此前曾多次发生乘客遇害事件，令人悲痛扼腕的同时，也警醒我们，网络平台应肩负起对乘客更多的安全保障义务，网约车在车辆准入、平台监管、安全防范、司机素质、应急处理等与消费者的安全出行息息相关的因素上均应有所作为，不断完善，最大程度保障公众出行安全。本案中，滴滴公司在协议中明确了网约车司机需无犯罪记录，虽然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无暴力犯罪记录”的要求相比更为严格，但该约定系基于最大程度保障公众安全出行所制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审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21）最高法民申2974号

案 由：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裁判日期： 2021年6月29日

争议焦点：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涉及到的损失赔偿范围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29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四方埔社区牛眠岭工业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威海**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

一审被告：陈**，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一审被告：卢**，女，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一审第三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再审申请人**公司（简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威海**公司（简称***公司）及一审被告陈**、卢**，一审第三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公司不应当承担《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的租赁物占用损失。案涉租赁物自2018年3月12日起因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于2018年5月22日解除后，**公司并未使用租赁物。自案涉租赁物被查封之日（即2018年9月25日）起，**公司客观上已经不具备自行返还租赁物的条件，且**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向***公司发函明确表示同意返还案涉租赁物的行为已履行了最大限度的返还义务。***公司主张返还租赁物及租赁物占用损失的诉求，与其拒绝接收**公司返还租赁物的行为相矛盾。案涉租赁物无法返还系***公司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占有人在恶意占有并使用占有物时才需承担使用赔偿责任。案涉租赁物被查封之日起，**公司不再是基于主观意愿而占有租赁物，因此**公司无需赔偿占用损失。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人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后请求损失赔偿的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二审判决**公司应付的租金及租赁物占用费远超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且二审遗漏对案涉租赁物收回后价值的认定，亦未在损失赔偿范围内扣除租赁物的价值，属于遗漏重要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三、二审判决重复计算2018年5月22日当日应付租金及租赁物占用损失，存在错误。

***公司提交意见称：一、租赁物占用损失有合同约定，***公司系根据合同约定进行主张。二、案涉租赁物不存在质量问题，租赁物实际使用时间超过7200小时，**公司提出质量异议后仍在使用。三、***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是行使合法权利，其在二审期间曾同意取回案涉租赁物，但由于在诉讼过程中解除财产保全存在风险，且**公司曾在保全期间擅自移动租赁物，所以***公司当时未申请解除。在判决生效后，***公司第一时间申请执行，取回设备，不存在拖延。四、对于**公司提出的二审判决重复计算2018年5月22日的租金和租赁物占用费的问题可在执行过程中解决。综上，***公司请求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损失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二审判决在认定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的租赁物占用损失时，未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未明确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而直接判令**公司按每月72.5万元的租金标准向***公司赔偿《融资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至租赁物返还之日止的租赁物占用损失，有所不当。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租金支付至2020年5月结束；而根据***公司在本院询问时的陈述，案涉租赁物于2021年3月才实际取回。二审判决按照月租金标准判令**公司承担的自《融资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至租赁物返还之日止的租赁物占用损失已超过出租人按照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能获得的合同利益，且未考虑收回后的租赁物价值。**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发出设备取回通知函后，***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发出设备取回通知函的回函，同意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查封，取回案涉租赁物，但***公司并未于发出回函后的合理期限内取回设备。二审判决对双方就取回案涉租赁物达成一致后，***公司未及时取回租赁物的原因及期间各自的过错亦未查明。

另，二审法院判令**公司向***公司支付至2018年5月22日的租金，以及按每月72.5万元的标准，向***公司赔偿合同解除后租赁物被占用期间的损失（该期间自2018年5月22日起计至租赁物返还***公司之日止），确就2018年5月22日当日既计算了租金又计算了租赁物占用损失，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

综上，**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汪 军

审判员 薛贵忠

审判员 杜微科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盛家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民终5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程**，男，198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东支行，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二台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谷*，女，198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一审第三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工农街黑山路。上诉人程**因与被上诉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东支行（以下简称**大东支行）、**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谷*及一审第三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初**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阎驰，被上诉人**大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云鹏，一审第三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赛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公司、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大东支行、**公司、谷*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程**在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3日首次查封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50-4号第12幢1-18-1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后因查封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封手续，于2016年11月15日再次查封案涉房屋，故首次查封的效力消灭，本案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效力始于2016年11月15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10月31日，在首次查封失效之后、再次查封之前，故应认定在查封前已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关系。（二）程**系商品房消费者，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名下现有住宅一处，系因开发商多年无法交付房屋，为结婚需要另行购买的，登记日期为2016年6月1日。此种情况下程**购买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实为人之常情，不应以此否定其商品房消费者身份。（三）程**作为消费者在案涉房屋于2016年11月15日被查封前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交纳全额购房款，取得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已实际占有该房屋，且未能办理产权过户系因房屋被查封。故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适用条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大东支行辩称，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一）不动产物权变动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案涉房屋未登记于程**名下，其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程**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不能排除担保物权等优先权利的强制执行。1.程**与**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案涉房屋实际是其间以房抵债协议的标的物，故程**并非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法律优先保护的解决居住生存权的房屋消费者。2.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法院首次查封之后，**大东支行在首次查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续封申请，不存在再次查封的情况，即便存在断档，首次查封已经产生对外公示效力，不影响对合同签订于首次查封之后的认定。故程**主张以2016年11月15日作为首次查封时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判定是否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包括购买案涉房屋时及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时。程**提起执行异议时名下另有一套住宅房屋，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关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规定。**公司辩称，程**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一）本案应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进行审理。该条是消费者物权期待权能排除强制执行的特别规定，是对《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但书条款的具体解释，更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具体化，程**的普通债权若想对抗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抵押权必须适用第二十九条，对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也作出了规定。（二）程**上诉请求和理由不符合法定条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10月31日，在案涉房屋于2014年10月23日首次查封之后。另其名下已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不涉及消费者生存权保护。（三）案涉房屋查封时间应以2014年10月23日为准。《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将“查封之前”作为时间节点的立法意图是设立客观时间点，防止案外人权利滥用和串通对抗执行。法院查封措施具有公示性和约束力，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仍继续签订买卖合同或占有房屋，不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更未被赋予轮候的权利。故针对同一案件、同一案涉房屋，法院首次查封后即产生对外公示效力，即便两次查封存在时间空档，也不影响签订合同或占有行为在首次查封之后的事实。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依法解除查封；2.确认程**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3.**大东支行、**公司、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大东支行诉**公司、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大东支行与**公司签订的2012DDFDA10003号《借款合同》；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大东支行贷款本金173353460.86元；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大东支行上述贷款本金的利息、罚息，其中2012年5月22日4000万元贷款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2014年11月21日止、罚息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分别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罚息利率计付；2012年5月25日贷款33353460.86元（5000万元扣除已还本金16646539.14元）的罚息自2013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付；2012年5月28日5000万元贷款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2014年6月27日止，罚息自2014年6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分别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罚息利率计付；2013年6月25日5000万元贷款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借款合同》解除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付；四、**大东支行对**公司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详见房屋、土地他项权利证及抵押物清单）；五、谷*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谷*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公司追偿；六、驳回**大东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根据**大东支行的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54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公司相当于人民币189105832.69元的财产，于2014年10月23日查封了**公司开发的位于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50号的房产（含案涉房屋）。2016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辽执65号民事裁定，于2016年11月15日再次查封了上述房产。2019年3月18日，程**作为案外人对查封案涉房屋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辽执异22号执行裁定，认为虽然程**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已与**公司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但程**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故依据前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驳回程**的异议请求。程**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1年1月30日，程**与**公司签订《“观泉路50号”项目团购房协议》（协议顺序号190）。约定：程**自愿预定购买由**公司开发建设的“观泉路50号”项目商品房，按建筑面积93.20m2，团购单价3680元/m2，房款总金额为人民币343000元。按照**公司的营销计划，程**应在2011年7月15日前在指定房源范围内选定楼号、房号。如因**公司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公司除返还购房款外，须按年利率24%计算赔偿程**的利息损失。程**如未在2011年7月15日前选定楼号、房号，本协议自动解除。**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前全部退还程**已交房款，并由**公司赔偿程**损失。**公司、程**分别在协议上盖章签字。协议签订后，程**即以其父程绍杰账户向谷*个人账户存款343000元。2012年12月1日，程**向**公司转账13096元，**公司为程**开具金额为356096元的现金《收款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团购13#1-10-2。2012年8月9日、8月21日及2013年11月11日，**公司分别取得三份《预售许可证》，许可证号为12338、12358、13627。2014年10月31日，程**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程**购买由**公司开发的位于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50-4号第12幢1-18-1号预售商品房，建筑面积122.27m2，单价为4349.37元/m2，房屋价款531798元。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期限中载明程**已一次性交齐全部房款。2015年11月28日，**公司向程**开具了金额为551798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销售不动产为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50-4号1-18-1。2016年6月22日，**公司向程**出具《**地产<50号公馆>入住通知书》，载明：**地产《50号公馆》已通过竣工验收，并具备入住条件。程**应于2016年6月22日到50号公馆15-14号网点办理入住手续。此后，程**向**公司支付购房款155705元，根据程**提交的缴款凭证记载其向**公司支付购房款合计511801元。程**为证明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提交2015年11月20日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居民水费收据》，2016年3月8日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开具的交费收据，2016年6月22日沈阳盈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业费等《专用收款收据》，2017年9月4日沈阳华瑞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2016-2017年度、2017-2018年度居民取暖费增值税普通发票。根据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房屋电子登记（簿）查询证明》记载，程**名下另有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房屋一处，面积116.10ｍ2，设计用途为住宅，登记日期为2016年6月1日。再查明：2016年8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民终61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六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公司对**公司欠付其工程款50346316元就**50号公馆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为，程**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对程**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查，并按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予以审查和认定。关于程**与**公司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的认定问题。因**公司开发建设“观泉路50号”项目团购引发的诉讼为系列案件，另案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团购返款确认书》《选房协议》等证据，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依此认定此类团购协议实为借款合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团购返款付息等事实，但《“观泉路50号”项目团购房协议》约定购买的商品房并非案涉争议房屋，且程**亦未以该团购协议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出相应主张，故应当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即2014年10月31日，认定为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时间，并依此对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予以裁判。根据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3日查封了**公司开发的位于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50号的房产（含案涉房屋），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后。关于程**主张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5）辽执65号民事裁定再次查封案涉房屋时已超出首次查封期限，首次查封的效力自然灭失，应以第二次新的查封时间确定为本案查封时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法院于2014年10月23日首次查封案涉房屋后即对外产生法律效力，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案涉房屋尚在查封期间，故第二次查封的时间及期限不影响程**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后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及占有案涉房屋事实的认定。故此节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既涉及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又存在第三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对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为保护其生存权而作出例外规定。现程**名下另有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房屋一处，亦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故对其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现案涉房屋物权登记并未发生变更，如前所述，程**就执行标的亦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程**提出由一审法院确认其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程**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18元（程**已预交），由程**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程**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经查，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首次查封时间为2014年10月23日，程**主张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应为2016年11月15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程**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10月31日，晚于案涉房屋的首次查封时间，故程**的主张不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规定。另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在人民法院针对程**主张排除执行的案涉房屋的执行中，程**名下另有一处可用于居住的房屋（沈阳市皇姑区，面积116.10ｍ2），虽然该房屋于2016年6月1日购买但不能改变在案涉房屋执行中程**名下确有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屋的基本事实。故程**的主张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对程**关于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18元，由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树明

审判员 向国慧

审判员 郑 勇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修俊妍

审理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1）鲁民申2768号

案 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2021年05月27日

争议焦点：是否应当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后续治疗费

裁判要旨：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鲁民申276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男，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市高新区吴泰闸路。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男，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宁市洸河东路

再审申请人李**因与被申请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陈**、**律师事务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8民终**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020年12月10日，李**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复查，医疗机构的诊断为：右股股颈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折愈合不良；医疗机构的处理为：骨折愈合不佳，蹲起受限，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建议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结合医疗机构的诊断，髋关节置换费用系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审判决予以扣减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提交意见称，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髋关节手术费用系必然发生的费用。其实际发生后续治疗费用再行主张，更为公平、合理。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的再审申请。

陈**、**律师事务所提交意见称，李**的髋关节后续治疗费，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付给李**。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应否支持李**的髋关节后续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经审查，李**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及本次提交的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断意见，均不能证明髋关节手术费用系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原审未支持李**关于髋关节后续治疗费的诉讼请求并告知其可在实际发生该项治疗费用后另行起诉并无不当。李**的申请事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莉莉

审判员 范翠真

审判员 李金明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俊峰

书记员 王福梅